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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铭褚成溥（第12页）

黄彭年之父名辅辰，字琴坞，贵州贵阳人，原籍湖南醴陵，官至陕西凤邠道，殁于任内，入祀名宦祠。黄辅辰道光十五年成进士后，以部员用，由吏部主事累迁至郎中，有“硬黄”之称。《十朝诗乘》载：

贵筑黄琴坞观察，道光中官吏部，与同僚遍稽旧案，分别存销。存者分类入簿，又手抄小册，随检即得，吏不能欺。且屡与堂上官抗争，因有“硬黄”之目。自纪诗云：“蹉跎十九年中事，赢得人呼作硬黄。”

黄彭年字子寿，饶有父风。他是道光二十七年的翰林。先随父在籍办团练，后入骆秉章幕；同治初又主关中书院；又为其同年李鸿章聘修《畿辅通志》，兼志莲池书院。虽为告假的编修，但颇负时望；光绪八年特旨授为湖北襄郧荆道，欣然奉诏，以此为他的儿女亲家王湘绮所讥。

其实，黄彭年是有用世之志的。入仕应该有个迁转进身之阶，他不能在同年早就当到督抚，还回翰林院去当编修，等到“开坊”转侍讲、侍读学士，升京堂，再补内阁学士，方能内转侍郎，外放巡抚，得有发抒抱负的机会，但那一来非二十年不为功，因而屈就道员，等一擢监司，便得展长才。

果然，黄彭年的路子是走对了，不久即升湖北臬司，《清史稿》说他此时“屏馈遗，禁胥吏需索。年余结京控案四十余起，平反大狱十数”。

但在湖北不能久于任，这也是可想而知的。臬司如此出色，足见巡抚尸位，自然排之而后快。黄彭年一调陕西，署理藩司，旋于光绪十一年调补江苏藩司。《清史稿》本传：

连岁水旱，米踊贵，属县请加漕折，巡抚欲许之。彭年谓：“定例漕粮一石，随征水脚钱一千，所费仅数百，独不可以有余补不足耶？今增漕折，民间多出二十万缗，与国计无关，尽归中饱。”持不可。

光绪十四年十月，疆吏有一大调动，皖抚陈彝内召，以桂抚沈秉成调补；江苏崧骏，山西刚毅，浙江卫荣光三巡抚大扳位，即崧骏移浙，卫荣光移晋，而刚毅移苏。崧骏交卸后，由黄彭年署理江苏巡抚；刚毅卸任后，却迟迟不赴新任，原因甚多。其时江南大旱，方议赈济；而大婚及颐和园工程，皆需巨款；乃流民数千，强占荒田，江苏的情形极糟。刚毅虽称能员，去了亦未必有办法；而最主要的是，以刚毅的个性，与强项的黄彭年永不能相合；所以一直在京中观望。枢府亦以为此时的江苏，既由黄彭年主政，不宜掣肘，所以亦并不催刚毅赴任。

到了这年七月间，张之洞调湖广。此公居官，喜欢揽权用威是有名的，初到广东时，即与粤抚倪文蔚大起龃龉。胡思敬《国闻备乘》记云：

张之洞督两广时，潮州府出缺，私拟一人授藩司游百川，而游百川已许巡抚，遂压置勿用。之洞大怒，即日传见百川，厉声责曰：“尔藐视我而媚抚院，亦有所恃乎？”百川曰：“职司何恃之有？旧制兵事归总督，吏事归巡抚。职司居两姑之间，难乎为妇，不得不按制办理。”之洞益怒曰：“巡抚归总督节制，天下莫不知之，汝安从得此言？其速示我，我当据汝言入告，以便脱卸吏事不问也。”

百川惧，归检会典，仓卒无所得，忧之至呕血。之洞持之急，遂谢病归。自是广东政权尽督署，而巡抚成虚设矣。

此记中的巡抚，即为倪文蔚；但藩司非游百川，而为游智开（见《一士类稿》）。及倪文蔚不堪张之洞的压制，光绪十二年四月活动入觐，旋调河南；粤抚初由湖北巡抚谭钧培调任，亦深以为苦，至冬天云南巡抚出缺，谭钧培宁愿就滇，于是广东巡抚虽为好缺，竟无人逐鹿，副都御史吴大澂，乃得脱颖而出。

胡钧所作《张之洞年谱》“后序”云：

公督粤时，内简吴大澂为粤抚。电致吴云：“吾其为官文恭矣！”嗟乎，欲为官文而不可得，其哀鸣求友，抑可伤已（原注：吴承倪文蔚之后，倪与公大龃龉）。

胡钧此论，为护师门，颠倒黑白。致吴大澂一电，是有意要改变一个公认的看法，即张之洞过于揽权。究其实际，他固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官文，亦从未期望任何巡抚为胡林翼。

现在要谈樊增祥函中的所谓“高密”了。高密既指高密侯邓禹，而又非“仲华”，则所隐指之人，必姓邓，或名中有一禹字。细看当时缙绅，实指邓华熙。

邓华熙字小赤，广东顺德人，咸丰元年举人，光绪十五年由云南臬司于六月初调升湖北藩司。未几，张之洞由粤移鄂，见于上谕。邓华熙深知张之洞难侍候，复以出身乙榜，不能期望张之洞以其为科目前辈而稍加礼遇，所以“自危”，求援孙毓汶。其弟不知何名，但孙毓汶任考官之时不多，或不难索解。

孙毓汶于咸丰六年，与翁同龢同膺鼎甲后，以为恭王所恶，一直不得意，只同治六年，以编修一主四川乡试；既未放过广东考官，亦未与北闱乡试，则邓华熙之弟，当非孙毓汶的乡举门生。

自光绪十年，恭王以下全班出枢，孙毓汶入政府后，于光绪十二年以工部侍郎为会试四总裁之一，以“正大光明”排列，位居“光”字。吏部尚书蒙古锡珍居首，拱手受成而已。其次左都御史山西寿阳祁世长，既为后辈，又无衡文之名，且为人老实。孙毓汶之下为户部侍郎满洲嵩申，更无足与数，所以此科完全由孙毓汶一手主持。

查题名录，光绪十二年会试，三甲第十七名邓士芬，广东英德人，殆即其人。顺德属广州府，英德则在韶州，当系远宗，或者“认本家”，此在科举时代亦为常有之事。

所谓“夤缘以弟子礼见济宁”，即是硬拉关系。如邓华熙为邓士芬胞兄或近支从兄，则以通家子弟礼见孙，可以公然磕头，不必“夤缘”。邓为咸丰元年举人，孙为咸丰六年进士，年齿及乡榜，邓皆高于孙，而“以弟子礼见济宁”，且“绝爱怜之”，此是樊增祥下笔轻薄；但亦足见邓华熙畏张之洞，不惜卑躬屈节，务求去鄂。而苏鄂两藩司，亦即黄彭年与邓华熙对调，则别有缘故在。说得明白些，是政府制督抚的一种手法。

军机对张之洞头痛，对黄彭年亦未必不伤脑筋。江苏京官而在原籍有田产者，对于黄彭年动辄想减租，帮佃农讲话的作风，颇有戒心。“星下”不知何指，疑初印本有误字，以情理而论，除非江督曾国荃致书军机，言“醴陵尽闹脾气”，才会考虑调动黄彭年，而借口“鄂藩需才”，自是不通的说法；鄂藩需才，莫非苏藩即不需才？

可想而知的，张之洞不会不干预湖北的钱粮、民政，而黄彭年亦绝不会唯命是从。互不相下就必然演变成互相攻讦；在樊增祥看，这是“同室操戈”，徒使亲痛仇快，因与黄彭年之子国瑾（字再同）相商，谋调和之计。

以下谈京中大老近况，接叙得自许景澄的消息谓：

竹筼昨日谈及，大圣近来于函丈亦不甚为难。常熟虽不合，然渠亦自命清流，夫子负天下重望，渠不肯显然树敌。户部自子开物故，实为函丈之福，往日挑剔皆此一人之鬼蜮，今则广东报销，无复他虑矣。

竹筼又云，凡兵部有所驳斥，函丈初疑洨长为之，实则不然。兵部现由香山当家，渠以治吏部者治兵部，以故事多扞格，由其不在行也。

邸病初甚危笃，（七月底已愈，八月初又犯，既而反复多次）。传说身如枯木，山东林令来声言无碍，人初以为妄，近日居然大愈，禀赋可谓极厚，亦国家之福也。

竹筼即许景澄，出使德国因丁忧回国，此时方起复在京，任翰林院侍讲，“大圣”即孙毓汶。“洨”指先恭慎公，《后汉书·许慎传》：“许慎为郡功曹，举孝廉再选除洨长。”洨者，洨县之长；切许姓。先恭慎其时为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在枢桓之时为多，所以兵部“由香山当家”。庄练兄谓“香山”指兵部右侍郎白桓，以香山切白姓；良是。按：白桓字建侯，直隶通州人，同治二年进士，用为部员，分吏部，积资升至文选司掌印郎中，掌文官除授，为京官中有名的好缺；李慈铭称他“清强有声，吏不敢为私”。光绪六年升内阁侍读学士。其任兵部右侍郎在十五年二月；所谓“以治吏部者治兵部，以故事多扞格”，因吏、兵两部，文武不同之故。

“邸病”指醇王之病。黄秋岳谓函中以醇王病愈“亦国家之福”，因“醇王为德宗之父，故曰国家之福”，此一解释，未免浅露。其实乃指翁同龢而言，翁为帝师，德宗信任方专；但有醇王在，多少可以裁抑翁同龢。樊增祥的意思是，如醇王不起，翁将益发难制，故醇王病愈为国家之福。

按：醇王因“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平生雄心壮志，都成虚话。清议与神明交责，衾影自惭，抑郁寡欢，因致沉疴。自光绪十三年冬天起，即长在休养之中。至光绪十六年七月，复又中风。据翁同龢是年日记：

七月初九：是日上回宫，行礼毕后出后门诣醇邸府，皇太后辰刻前往也。归小憩，入署遇孙、徐二君。午刻问醇邸疾，晤福相于左近公所，见昨日脉案，始悉昨午正抽风，口眼歪斜，遗溺，神识不清，视物不见等症。酉刻子刻两方云稍愈，痰得下，夜进糕干两块，脉见代象，危险云云，药则人参黄芪而已。因诣府亲问，云今日方未下，似稍转机。戈什爱班等在内，不便往谈，遂归。日暮着人问，则云进粥半碗，神渐清（昨厥五刻始苏，雷雨时适渐清，其门上言如是）。上申刻还宫，太后中正还官，明日未定再诣与否。

七月初十：辰初上至书房，语甚是，退时早。诣醇邸问疾，见昨今案方，方大致同，案称今日辰刻得大解，脉代象退，惟目视不明，手仍掣动，饮人乳数口，进粥半碗。

七月十一日：两次遣人问醇邸病，昨日大便二次，今日案云自酉至卯大便四次，目视物仍不清，药用参芪等补中益气。自余观之，恐元阳已陷矣。

七月十二日：上诣建福宫行礼后即诣醇邸看视，皇太后于辰刻前往（申正回）。

奇怪的是，自此以后，翁记中并无此君臣二人视疾的记载，直至七月廿八日，始有“问醇邸疾仍如前”一语。殆慈禧不喜人与醇王过亲近之故。至八月初二日又有记：

八月初二日：寅正二刻引见吏部，内阁堂未到齐，即往醇王府看视。到朝房坐良久，退诣邸，闻云昨日已正厥四刻，夜亥正复厥四刻，胸胀神不清，小水数，大便不下，医云攻补两难。时上已到，太后尚未到也。

出城拜客，过厂，入署事繁（复奏顺直赈务，徐小需云原折专指顺天，不以直隶阑入，因改请福相酌之）。未初归寓，检书，周生霖来辞行，后日起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