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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铭褚成溥（第13页）

遣人问邸状，案云脉兼代，神虽清目直，指凉胸胀，言语气怯神倦，症未见减，药用人参胆星白芥等，此寅初方也。其家人云午后仍如前，神识不清，饮水辄吐，未进食，见上至无言也。司官来云上于申正二刻还苑。

第二次病危，但很快即转危为安，直至十一月中旬第三次病危，终于不治。此期间，曾国荃、潘祖荫、孙诒经、宝廷相继下世，病危之时，自然家人、亲友探望，死者享受了最后的人世温情。如翁同龢记潘祖荫死前情状：

十月三十日：李兰荪信来，云伯寅疾笃喘汗，急驰赴，则凌初平在彼开方，已云不治矣，余以参一枝入剂。入视，则伯寅执余手曰：“痰涌，恐难治矣！”尚手执眼镜看凌方，汗汪然也。李若农至，曰：“参附断不可用，舌焦阴烁，须梨汁或可治。”余曰：“梨汁救命欤？”再入视，益汗。余往横街，甫入门而追者告绝矣！徒步往哭。

以下接叙为潘祖荫主持后事。潘祖荫天阉无子，为之择嗣子成服。但醇王病殁之前，是相当凄凉的，因为慈禧不知为何，在醇王病危时，采取杯葛的态度，托词头晕，不加临视；且又驻圆明园，使得光绪只能抽空到醇王府，匆匆一面，无法与家人谈醇王身后之事。

至于八旗贵族、文武大臣，因为前一年吴大澂奏请延议尊崇醇亲王典礼，奉懿旨将醇王于光绪元年所奏“预杜邪论一疏宣示”。现在醇王病危，而光绪对生父颇有孝心，将来万一发生追尊所生，如明世宗追尊生父兴献王为皇帝的故事，一定为慈禧所痛恨，暗中查究何人作醇邸的谋主，则踪迹较密者，皆不免蒙嫌，所以探病都不敢。排印本《翁同龢日记》中，先说“门如水也”，或以为“臣门如市，臣心如水”，以醇王的身份地位，自然是“门如市也”，水字为误排；再看下一天所记“门庭悄悄”，才知“门如水也”确为原文。

樊函末段述“京师故人”云：

京师故人，廉生气体颇壮实；再同病甚，头童齿豁矣。黄漱丈不动不变，老辈风流。李莼翁得御史后，牢骚渐平（欲有所陈，尚未封上，但谈时政，不事搏击）。函丈之意，祥已转达，渠甚感幸也。黄楼、百泉，谨饬可喜。玉叔稍不羁，致有盐大使之讼。博泉前辈，想已函告，不复赘陈。然博翁亦有过听者，如云玉叔烟瘾甚大，玉叔实无此癖也。

廉生即王懿荣，为张之洞的内兄，与盛昱同为国子监祭酒。谓李慈铭自得御史，牢骚渐平，封奏“但谈时政，不事搏击”，则殊不然。黄秋岳于此有所辩证，语颇精审。

黄秋岳说：

樊函中有李莼翁得御史后牢骚渐平，欲有所陈尚未封上，但谈时政，不事搏击云云。以樊山与莼客之亲密，此数语，宜可信。然莼客得御史后，实不如此。

考莼客以户部郎中考御史，资浅不及格，于是黄漱兰盛伯希代捐俸满。考取后，自期言人所不敢言，一补御史，即参顺天府府尹孙楫“辱詈属员，威逼自裁”。属员者，东路同知郝联徽，为兰臬先生之孙，实有此事。而折交潘文勤查复，文勤徇情面，强取郝氏家人切结了案，莼客因深鄙潘郑庵。樊函殆尚未知莼客劾楫时所发，而所谓“但谈时政不事搏击”八字，即南皮居谏垣时之秘诀也。

按：顺天府府尹孙楫，号驾航，其父为道光二十四年状元孙毓溎，堂叔即孙毓汶。孙楫本人是咸丰二年的翰林，科名犹早于其叔。

孙楫自然是仗了他叔叔的势力，敢于辱骂属员东路厅同知郝近垣（联徽）。李慈铭参孙楫，亦可谓不负其“言人所不敢言”的自期。折交潘祖荫查复，即是军机照应孙楫；因为孙楫被参，固应交部院大臣查复，则名正言顺应为左都御史的差使。若以为左都为台长，恐有庇护原参御史的可能，则应交吏部尚书或兵部尚书。潘祖荫以二部尚书而膺此差，明是军机处知道潘李交厚，可以化解。

如交他人，倘或包庇孙楫，则李慈铭到台第一疏就碰了壁，必不肯善罢甘休，会第二次、第三次上疏争辩，案情固结不解，越闹越大，孙楫非去职不可。至黄秋岳谓“莼客因深鄙潘郑庵”，则未必尽然。类此事情，官场常有，李慈铭亦不免借他人之白简，泄一己之私憾，并非背人焚谏草，对事不对人的真御史。老实说，军机以此折交潘查办，即等于表示承认李所参不误，希望和解。而潘之取郝氏家人切结了案，是否用“强”，亦难率尔断言。以潘祖荫的个性来说，应该对李、郝两方面情商而非硬压的。

除李慈铭、王懿荣外，樊函中其余所提到的人，黄楼、百泉、玉叔，都是张之洞的侄子。黄漱丈为黄漱兰（体芳）。“再同病甚”四字最可注意。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六：

潘文勤师图书金石之富，甲于吴下，其藏书印曰八求精舍，曰龙威洞天，曰分廛百宋迻架千元，癸未奉讳归吴，延昌炽馆于滂喜斋，尽窥帐秘。宋刻《金石录》十卷，即《敏求记》所称冯研祥家本、宋刻《白氏文集》残本、《后村先生集》残本、《葛归愚集》、《淮海居士长短句》，皆士礼旧藏，北宋本《广韵》，则泽存张氏所刊祖本也。

其他高编大册，断璧零缣，皆世间希有之秘，每睹一书，辄为解题，成《滂喜斋读书记》二卷，赏析之乐，宛如昨日。

客冬十月，遽构龙蛇之厄，越月而又闻贵筑黄子寿师殁于鄂渚。师开藩吾吴，将掖寒畯惟恐不及，昌炽拨受知最深。戊子之冬，公子再同编修相约至京，馆于其邸，得尽见所藏书。再同孤介违俗，顾独与余有水乳之契，病肺误服温剂，致失音，骤罹大故，一恸几绝。正月南旋，朋辈往送别，皆忧其不起，乃未几而讣至矣。余此稿再同曾录副，而文勤师欲为付梓，不意数月之间，师友沦丧，泚笔赋此，不胜梁木之感云。辛卯二月晦日。

辛卯为光绪十七年，所记皆前一年事。据胡纂《张之洞年谱》载：“二月，湖北布政使黄彭年卒。”则其卒期与叶昌炽所记不同。按：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六日记：“闻子寿师薨于鄂。海内知己，凋零尽矣。再同病躯，何以堪此？”则黄彭年殁于光绪十六年冬天，应无可疑。

又翁同龢日记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记：

饭后吊孙子授（诒经），唁黄再同（原注：其尊人子寿卒于鄂藩任），再同病甚，未能见也。

此更为确证。胡钧以许同莘所编张谱欠精确，故加重编，不意亦未详审；则后胜于前之说，亦未必尽然。

黄国瑾于十七年正月南旋，未几病殁。黄氏父子，得在藏书家之列，别有渊源。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六：

河间君子馆砖馆，厂肆孙公园后园；月老新书紫云韵，长歌聊为续梅屯。

此为大兴刘位坦、铨福父子而咏。厂肆指琉璃厂。原注云：

何绍基怀都中友人诗：退翁余韵在檐楹，天咫宦中面百城，妙有儿郎能好古，动收翠墨撰先生。自注：刘宽夫所居，即孙退谷遗址，乃郎子重，亦好古。昌炽按：宽夫先生，名位坦；子重，名铨福。大兴人，收藏极富，贵筑黄子寿师，其女夫也。

余客岁馆子寿师次君再同前辈京邸，见宋刊《婚礼备要》《月老新书》，紫云增修校正《礼部韵略》，皆先生旧藏，《月老新书》尤为奇秘，余仿梅村祭酒体作长歌一首纪之。

同云，先生叠书龛在城中广济寺，因仿河间献王君子馆砖，名其居曰君子馆砖馆，又曰砖祖斋，所居在后孙公园，其门帖云：“君子馆砖馆，孙公园后园。”今其孙尚守旧宅，而藏书星散矣。

刘铨福字子重，藏书中有一部残本，在红学界极其有名，即胡适之先生所藏的“甲戌本”。刘位坦两婿，名字中皆有一“年”字。黄彭年之外，另一“年”为乔松年。李慈铭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记：

河道总督乔松年，字鹤侪，山西徐沟人，故御史大兴刘位坦之婿也。御史精于金石之学，收藏甚富，松年得其指授，亦喜书画，能为诗。而性不能人，卒无子。

“性不能人”，则又是一个天阉。其时大老名流而天阉者，所知有翁同龢、潘祖荫、文廷式、梁鼎芬（或谓志锐亦天阉），如今又添一个乔松年，何天阉之多？亦事之不可解者。

现在再回到李慈铭的藏书上来。民国三十二年《古今半月刊》三十一期载周炎虎一文云：

关于越缦堂藏书的出售，颇多轶闻，自越缦嗣子承侯患心疾殉后，家道日替，遂拟出售藏书。先浙江图书馆议价万金，派人查勘，据复称：“校勘称绝，而二十四史已大多丹黄竣事，尤堪珍视。”卒为省议会所梗，事遂中辍。

其后有钱僧胡某者所得，欲售诸日人，而日人所重者在宋元精椠，顾越缦贫，平生所聚书籍无善本，乃作罢论，已而胡某之钱肆闭歇，乃押之陆姓。陆姓亦俗物，不好古，旋乃售于北平图书馆，越缦遗书至此始得其所。当遗书捆载北运时，其每叶签注纸条，途中被人抽去，汇订成帙，另去获利。

其中也谈到李慈铭的日记：

先后所刊两次影印日记，都六十四册。惟最后一函日记原稿，被樊山攫去，因其中多责樊山之语，故日记付印时，坚持不出，或云已遭毁弃，今则樊亦下世，益无可踪迹了，环宝不传，有识同慨。闻樊山之盗稿必有所据，愿世之洞悉兹事者，为之缕述颠末也。

按：目录学专家陈乃乾，著有《越缦堂日记》一文，以日记原稿与“石印本勘对一过，凡涂抹之字，悉为校补”。这是很有意义也很有趣的工作；昔年曾见过此文，惜已忘其出处，无从复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