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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铭褚成溥（第11页）

其后，李氏藏书曾由人介绍金梁（字息侯，满洲瓜尔佳氏；与三六树皆为杭州驻防旗人中有文采者），议价未成。至民国十三年，杭州书坊中，已有李氏遗书散出；至民国十七年，经由北大图书馆收购，这当然与蔡元培有关。

李氏藏书得归北大图书馆，实为大幸，馆员王重民就其批校书中，辑出著作多种。据陶承杏记：

由馆员王重民君整理，就其批校书中，迻录纂辑，成《越缦堂读史札记》三十卷，文集三十卷，均由该馆刊行。又《读书记》二卷，散见馆刊第一卷各期。该馆并广告征求李氏遗著，拟辑为李氏全书，以成一家之学。

民国二十二年，该馆又经顾颉刚先生之介，购入越缦手稿，计《丧服传经节要》一册，《越缦经说上》一册，《复社绍兴姓氏录》一册，《萝庵游赏小志》一册，《柯山漫录》一册，《困学楼丛抄》一册，《越缦山房丛稿》一册，《知服堂读书学略》二册，《越缦笔记》一册，《萝庵日抄》一册，《越缦堂日记》一册，《越缦堂集》二册，《湖塘林馆骈体文钞初集》一册。《越缦堂外集》一册。《庚寅病榻小草一册》，《越缦笺牍》一册，共十六种，十八册，其已有刊本者只三种（见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大公报）。故李氏之书，该馆可谓集大成矣。

关于李慈铭的日记，陶承杏亦有记述：

李氏日记原稿六十四册，亦于前年由杭州书贾分批卖出，余均见之，因索价巨万，实非穷书生如余者，得能问津。平步青日记，余亦见之，内容不及越缦远甚，然有关掌故之事亦甚多。该书闻售与知堂老人，愿老人于著述之余，将该日记中有价值之作，札刊以供同好。

按：李慈铭殁于光绪二十年甲午十一月，而今所传李氏日记印本，止于光绪十五年；最后五年日记原稿，为樊增祥所借阅，因其中有骂樊的话，所以借故藏匿。樊为李的得意弟子，光绪初年，师弟绸缪，观李所记，实所欣羡。其情谊不终，则因樊增祥与张之洞接近之故。李慈铭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三日记：

云门来夜谈。近日南皮丰润两竖，以朋党要结，报复恩怨，恶余之力持清议，深折奸萌，二憾相寻，欲致死力于我，遂广引孅子，诱以美官。南皮俭腹高谈，怪文丑札，冀以炫惑一时聋瞽，尤恶余之触其隐也，故日寻干戈。以云门盛气负才，益笼络之，诱以随往粤东，甘言重币，煽惑百端，幸其叛我，多树敌仇。云门既恶所选宜川荒瘠，闲言不能无动，遂欲从之过岭。余谓之曰：“仕宦惟州县可为，舍自有之官，而入他人之幕，已为非计。且君以有母呈请近地，今远适岭外，必致人言，即吏部亦必格之。”云门虽不然余言，虽亦因此自阻。余与云门本无素分，既欲割宁之席，不妨弯羿之弓，我岂容心，彼何过计。

按：樊增祥于光绪六年散馆，改为知县，在京候选时，其父病故，奔丧回里。十年初冬，服阕进京；呈文户部，以养老母为词，请选于近地，以便照料；结果选为陕西延安府宜川知县。他是湖北宜昌人，陕西与湖北接壤，所以算是近地；其实宜川距宜昌，何止千里？而且地瘠民贫，是个苦缺。樊增祥大失所望，迁延不肯赴任，意在观望。

其时正好粤督张树声疾殁，张之洞由晋抚调粤督，想罗致樊增祥入幕。李慈铭这段日记中，所谈的樊增祥的背景如此，但最后樊增祥还是听从劝告，赴陕到任。当时的陕西巡抚是张佩纶的老丈人边宝泉，当然会有张佩纶的“八行”带去。下一年，边宝泉与河南巡抚鹿传霖对调；鹿为张之洞的姊丈，亦有渊源可叙。这样到了光绪十三年冬天，樊增祥又以母殁丁忧，致书李慈铭，谓“止余宦囊二千金，拟暂寄孥秦中，过百日后，复须橐笔依人矣”。

光绪十五年九月十三日，樊增祥有一函致新由两广移湖广的张之洞，足以察见樊、李之间关系的变化。其中亦颇多珍贵史料，兹据《花随人圣庵摭忆全编》所载，分段转引，并略作笺注如次：

受业樊增祥谨禀夫子大人钧座，敬禀者：抵京后，三肃禀函，度可次第上达。顷由折弁赍示手谕，欣悉福躬康复，惟脾湿未除，尚望随时节宜，辅以上药，去病犹平贼，要当铲除净尽耳。

受业抵京，因有两月耽搁，赁居北半截巷（三迁然后定居），幼樵故居之间壁，事定甫投文。据部友云，凡告近有底缺者，先以起复引见，近来朝命，均系毋庸坐补原缺，则以知县归起复班候铨，不准呈请仍归原省。此时指捐陕西，便可省却捐离直隶一款，惟指分后，又须昼接，则是两次引觐矣。此月廿四日，吏部验到，两觐均在十月，出都总在仲冬。

伏蒙垂念捐项，挚爱逾恒，受业苟有缺乏，亦惟有向函丈呼吁。所幸此次虽多引见一番，却省却捐离一款，受业所携赀用，尽可敷衍出都。惟到陕后，恐定兴中丞以幕府见縻，恳祈函丈贻一纸书，属其予一地方，缺无论肥瘠，但求免首剧，不胜幸甚。

按：张之洞于同治六年浙江试差告竣后，放湖北学政，樊增祥即在此时进学，自为受业。九年，生员岁科两试毕业后，张之洞择其诗文雅驯者，编为《江汉炳灵集》。胡钧《重编张之洞年谱》附记：“以门人樊增祥操选政。”则樊原为张门高弟，渊源深于李慈铭。张于光绪十五年七月调补鄂督，樊增祥适于是时服满赴京，至吏部报到起复。

首言定居“北半截巷”，即北半截胡同，在菜市口之南，亦即同光时人盛称的“宣南”；“谓幼樵故居之间壁”，可能即为吴可读的旧居。次言起复仍拟回陕西，则因鹿传霖尚在陕抚任内（鹿为河北定兴人，故称“定兴中丞”），以张之洞的情面，樊一至西安禀到后，即可补缺。

受业前过天津，与丰润倾谈两日，渠虽居甥馆，迹近幽囚。据云，合肥始以津通之故，意不能无望，自函丈节次电信，深相推挹，渠已涣然冰释。至三厂交伊接替，则自云无出山理，且云不婚犹可望合肥援手，今在避亲之列，则合肥之路断矣。

又云在甥馆本不与公事，惟函丈三厂事，若有稍近琐屑，不欲径达合肥者，可电致渠处，渠当代达云云。

又云，合肥此次得书甚喜，渠在旁云，事事皆可助，惟钱不能助。合肥云，钱亦能助，如部拨山东修河之六十万金，若推延不解，我亦可代催。又如钢轨既出，我少买洋轨，多以轨价付鄂，俾资周转，是亦相助之道也。受业窥此两人，均已为函丈所用，丰润尤有结托之意，但使时时假以书问，必效臂指无疑。

渠又云，密电可不用，缘电报房密迩合肥，若渠致鄂电，密不能繙，必使合肥生疑，此亦实情。在津时，渠云，合肥三日内必复书，渠俟见合肥信后，再作复函，此时想均达签室矣。总之，幼樵识见之明决，议论之透快，其可爱如故，吾师何妨招其游鄂？纵不能久留，暂往亦复甚佳。渠在津窘迫已极，郎舅又不对（小合肥欲手刃之），绝可怜也。

丰润即指张佩纶。“津通”者津通铁路，当时李鸿章支持粤商陈承德请接造天津至通州铁路，已如所请，而翁同龢等交章谏阻。张之洞则请缓造津通，改建腹省干路，所以李与张不和。据樊函，知张之洞曾多次向李解释，“深相推挹”，李对张的态度，已趋缓和。

“三厂”云云，黄秋岳谓“指湖北纺纱、织布、缫丝等三厂”，大误。当樊作此函时，张方以广东“恩科乡试，入闱监临”。按：张之洞年谱有两本，向所据者为许同莘所编，颇病芜杂，近由周弃子先生赠胡钧所编一谱，取裁较有法。两谱皆商务出版，既印许作，复以胡作列为王岫老所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三辑》，可知商务亦认为后胜于前。唯“监临”（据许作），至是十一月二十五日始到武昌，翌日接篆；湖北其时亦并无此纺织三厂。故知“三厂”也者，指张之洞督粤所办的三厂。

张在广东办了三个有关国防、金融的厂：黄埔造船厂、枪炮厂、铸钱厂。此三厂创设的经费，既请部款，复开“闱姓”，由广东殷商报效，此即当时嘲张之洞的谐联下句：“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广东开赌”的来历。

清朝自洪杨之后，对于督抚生财用财，有一原则，如取之于地方，只要你是在办事，言官既不讲话，地方亦无讦告，朝廷眼开眼闭，不加过问，然而“京饷”须解，亦不能请部款。

张之洞督粤，既处膏腴，地方上有办法，又以各种名目请部款，而在慈禧与土木，以及内务府借“亲政”“大婚”，各自敛财等事，则报效不遗余力。这是张之洞的最大的术，内邀慈眷，外张羽翼，牵丝扳藤，去之不可，此所以能在湖北二十年之久。

对国家财政来说，张之洞的作风犹如双斧伐柯，最不能使人容忍的是，等于帮助慈禧太后挥霍；在亲政后，想劝励图治，有一番作为的光绪及“帝党”，自然深恶痛绝，只以他慈眷优隆，动之不得，就只能抑制他“屠财”。

张之洞托名《抱冰堂弟子记》的自述中说：“己丑庚寅间（光绪十五六年），大枢某、大司农某立意为难，事事诘责，不问事理，大抵粤省政事无不翻驳者；奏咨字句，无不吹求者。”大枢指孙毓汶，大司农指翁同龢。

又，张之洞送翁氏书遣戍诗自注，言“与翁氏交情极洽，而叔平必欲置我于地为不可解”云云，即指张之洞请部款，动遭驳斥而言。

张之洞调督湖广，在粤三厂正值草创，钱花下去了，效用未见，将来报销恐成问题，因而希望由张佩纶“接替”。接张之洞督粤者为张佩纶的伯岳李瀚章；如果张佩纶愿意去办这三个厂，毫无问题，但张佩纶不愿去接烂摊子。事实上李瀚章亦不愿多事，除了造船厂因为有船坞的关系，无法移动，铁厂、制械厂以及张之洞正在兴办的织布厂，皆移湖北。

此事大概在李瀚章赴任前即已决定，所以张佩纶表示“三厂事若有琐屑，不欲径达合肥，可电致渠处，渠当代达”，即言关于三厂移交接收事，如果需要海军衙门照应，张佩纶可从旁相协助。

苏鄂对调，由于高密自危，求救于济宁。高密之弟（现已物故），是济宁门生，前此高密在京，亦夤缘以弟子礼见济宁，绝爱怜之。其必调苏藩者，闻博泉前辈述北池语云，军机处得星下书云，醴陵尽闹脾气，此次鄂藩需才，遂有此调，枢意以为寿丈与函丈必不相下，欲使同室操戈，以快渠辈之意。

受业与再同早见及此，再同谓祥云：我写信，老人必不听，而最信君言。祥于五日前，已详致寿丈一书，备言夫子艰巨孤立之状，及欲得寿丈共事之心，恳其勿信浮言，彼此匡助。（传说函丈令庄道开湘中富人名单，庄道不肯，湘人以是怨函丈，不审有此事否？）

缘湘人近来颇与函丈树敌，寿丈得湘人书，意不能无惑。总之，函丈与寿丈，同一为国为民之心，其本原无少异，所稍歧者，外著之规模耳。此次寿丈到鄂，惟求函丈优加礼貌，倾心委任，如于次公之在粤，不惟吾党之幸，亦天下之幸矣。祥若早知此事，必不遽行，若使增祥奔走其间，似不无少裨也。

黄秋岳释此段所隐人名云：

高密即荣禄；济宁者孙毓汶；醴陵、寿丈，皆指黄子寿彭年；博泉者刘恩溥；北池者，张子青之万也，时住北池子，故云北池。再同者黄国瑾，彭年之子。

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邓禹，字仲华，封高密侯。荣禄亦字仲华，故称以“高密”。但此处“高密”绝非指荣禄，则可断言。

荣禄时任西安将军，且亦绝无“夤缘以弟子礼见济宁之理”。且明言“苏鄂对调”，即湖北藩司与江苏藩司对调。黄彭年其时方以江苏藩司署理巡抚，此人父子三代，都值得一谈，因附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