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常这么做吗?”
“什么?”
“在半夜跑来。”
“我在那里这么长时间,他只有这么一次。我告诉您,这个人快中风了,心肌梗塞,我怎么知道是什么毛病。他真的在颤抖,全身颤抖。”
“他喝醉了吗?”
“十分清醒!只是万分激动。光是低语。我的同事们在哪里?在室内,我说。他把五千马克塞进我的手里——我说的是五千,卢卡斯先生。”
“听到了。”
“好,那就不说了。五千,他说,这是让我别告诉任何人他来工作了,还让我跟三楼的同事换班。千万别让另外两个人见到他。要我永远不谈此事。这个人有点儿不正常,卢卡斯先生。我可是了解他的。那么一个稳重的、受人尊敬的人。而这天夜里简直可以相信他失去了理智。”
“讲下去。”
“好吧,他缩进侧门旁的一个过道里。我上三楼找我的同事——是恩斯特-特洛斯特——对他讲,让他跟我换。营业厅里不是到处都有长椅吗?我对恩斯特讲,我疲乏极了,我会在长椅上一睡不醒的。楼层里不行,那里得站着。恩斯特说,他无所谓,就走下去了。赫尔曼上楼,侧门的一个小楼梯。谁也没注意到什么。这下他到三楼了,他的办公室在那里。我也上去了,来回走动。我该怎么对您讲呢?赫尔曼先生根本没进他的办公室!他马上进了全权总代表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它位于外汇部。这么一家银行是一家庞大的公司。根本没有哪个部门跟另一个部门有接触。好了,我想,我大吃一惊,当我再一次绕过来时,我看到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里有灯光——赫尔曼先生的办公室里却是黑洞洞的。泽贝格先生办公室的门没有关,开着一道缝。我不是好奇,真的不是。但这让我觉得无比神秘。于是我踮着脚尖走过去,望进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我看到什么了?赫尔曼先生坐在泽贝格先生的办公桌旁。赫尔曼先生有一把钥匙,能打开所有的锁。泽贝格先生的办公桌开着,赫尔曼先生拿出文件、资料还有其它东西,一大堆,翻阅着。”
又是一辆卡车驶过。又是整幢房子都在颤抖。
“您不想要了?”莫利托尔说,再一次倒满他的小杯子。他喝酒,咳嗽,擦嘴。“当我下一回走过时,赫尔曼先生打开了泽贝格先生的文件箱,在文件夹和文件簿里翻找。再下一回,连办公室里的保险箱也开了。赫尔曼先生当然知道那密码。他站在那里,额头上冒出粗大的汗珠”
“好了,好了。”
“如果不是这样,我立马就死!额头上冒出这么大的汗珠我还从来没见过,卢卡斯先生!这个人脸色苍白,我向您发誓。他读他从保险箱里取出来的材料。每当我走一圈回来看到他时,他看上去更苍老、更害怕、更绝望了。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坏事,可是会出什么事呢?在赫尔曼银行里?赫尔曼银行里不可能发生什么坏事。我真的担心起来,您相信我这话吗?”
“相信。这时候泽贝格先生在哪儿?”
“在阿根廷参加一个会议。不,您等等,在在见鬼,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智利的圣地亚哥?”
“对!那会议本来时间还要长,我相信”
“到五月十九日。”
“对,没错。可是赫尔曼先生跟他的游艇遇难后,泽贝格先生立即从智利飞到了戛纳,去赫尔曼先生的妹妹家。是她让人打电话给他的。她彻底崩溃了。总得有个人继续管理银行,是不是?”
“谁管理?”
“泽贝格先生。跟平时不一样。警方不让他离开戛纳啊。他通过电话和传真处理一切。这里由格罗塞先生暂时领导。他是第一代理人。不像泽贝格先生那么有权。因此,我给戛纳的泽贝格先生打电话而没有跟格罗塞先生谈。”
“事情如何发展的呢?”
“就像我告诉您的,一整夜。到早上五点半。当时,当我走过时,赫尔曼先生突然站在了过道里——我对您讲,是一个幽灵!他让我放他出去。不让我们当中的其他任何人看到他。我照做了。随后,我上楼去了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那里又全收拾齐整了。材料全放在原位。只有烟灰缸里满是烟蒂。赫尔曼先生在工作时吸烟吸个不停,这是什么工作啊!我也发现了空火柴盒,三只,那种扁的。从‘法兰克福宫’酒店拿的。”
“这您是怎么知道的?”
“那包装盒上不是写着吗?就是嘛。”他思考“这是全部经过,卢卡斯先生。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只听说,那天之后,赫尔曼先生完全崩溃绝望了。下一个星期三,他就飞去了戛纳。”
“这您是从谁那儿听来的?”
“同事们。这种事传得很快。据说赫尔曼先生举止像个疯子似的。好像魂不守舍。彻底毁了。”
“您由此得出什么结论?”
“为什么是我?”
“您对这一切一定有过想法。”
“我当然有过。我想,赫尔曼先生的银行,他的生意,一定出什么问题了。我对此一窍不通。某种无比重要的问题。泽贝格先生也这么认为。因此,他说,要我跟您谈。如果可以的话,不跟警方谈。不然就会被新闻界知道。那银行可就麻烦了。”
“泽贝格先生无法想象,是什么把赫尔曼先生吓成这样?”
“他一点也不明白。”莫利托尔打呃儿“请原谅。还是这酸菜,我不能吃。它对我是毒药,纯粹是毒药,却是我最爱吃的菜。因此,我的克莱拉偶尔也做一回。吃过以后我就得遭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