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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说,在洛歇街附近。我坐一辆出租车驶出机场,经过高速和快速公路,从现代化的、刚刚冒出来的高大住宅楼和绿化带旁驶过。后来,景色突然大变。我们陷进了小胡同的迷宫。两边的房子歪斜破败。我好像忽然跌进了另一个时代,回到了最遥远的过去。
弗雷德-莫利托尔就住在亚历山大街上的这么一套破屋子里。
来到二楼,一位高大的胖女人打开门。她肯定有六个下巴,跟整个房子一样散发出酸菜味。
“我是莫利托尔夫人。”她以令我吃惊的低音说“对不起,我还围着围裙,正在洗碗。您知道,我们总是吃得很晚。弗雷德得睡很长时间。您去客厅里吧。弗雷德马上来,他正在小睡一会儿,但是他说了,如果您来了,就让我叫醒他。”
于是我到客厅里坐下,一个挂着织花壁毯的小房间,摇摆不稳的家具,圆桌上铺着织花台布,电视机上方镶在镜框里的照片,墙洞里摆满穿服装的布娃娃,都是在机场或纪念品商店里能买到的那种——一位西班牙女人,一位巴伐利亚人,一位荷兰女人——还包在赛璐玢纸里。我坐到一张沙发上弹簧咯咯响。窗户旁挂着一只鸟笼,养着一对小鸟儿。阳光洒照进房间,令我目眩。我一踩,地板就嘎嘎响。壁毯上起球了。墙壁上定是潮湿的,我想。这里也有酸菜味。
门开了,一位年约五十五岁的男人走进来,骨瘦如柴,面无血色,像所有的夜班工人一样,脸颊凹陷,眼圈黑黑的。弗雷德-莫利托尔——这么个人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他穿着拖鞋和晨服。他疲惫的眼睛红红的。他伸给我的手软沓沓的。地板也被他踩得嘎嘎响。当室外一辆汽车驶过时,屋里的一切全颤动不已。
“来一小杯酒吗?”莫利托尔问,跟他的妻子相反,他的声音非常尖“来杯利口酒吗,卢卡斯先生?”
“不,谢谢。”
“来吧,不然你会伤害我。”他从电视机下面的一张橱里取出一瓶酒和两只杯子。他把它们倒满,跟我干杯。利口酒甜得起腻。我有点难受。莫利托尔舔舔嘴唇。“好不好喝?我最爱这玩意儿。”
“莫利托尔先生,泽贝格要您将您知道的情况告诉我。”
“没错,是的。关于赫尔曼先生,愿上帝让他快活。”疲累的眼睛活泼起来,令人反感地打量着我“可怜的赫尔曼先生——他那时候还给过我钱,好让我不跟任何人谈。”
“但您后来还是跟人谈了——跟泽贝格先生。”
“这是另一码事。泽贝格先生是银行的人。这是我的义务。”
“跟我谈就不是您的义务?”
“我想不是。我对警方也什么都没讲。完全是因为泽贝格先生讲了,我应该讲给您听。我根本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如果泽贝格先生委托您这样做呢?”
“您知道,在保安公司我挣的只是糊口的钱。您看看我住的。我妻子肾有毛病。我本人——我还能工作多长时间?我是个穷人,卢卡斯先生。”
环球保险公司的总出纳按照勃兰登伯格的指示给我钱。我把两张一千马克的票子放在花边台布上。
“赫尔曼先生给了我五千。”他以他那像阉人似的声音不满地说。
“我给您两千。要是您不对我讲,我就告诉警方,您隐瞒了情况。”
“这是敲诈。”
“对。”我说。
“三千!卢卡斯先生。穷人也得生活。”
“两千,就这么多。”我说。
一辆卡车在我们下面驶过鹅卵石路面的狭窄街道。整座房子又颤动起来。
“我本以为您会更人道,卢卡斯先生。”
“喏,我可不是这样。发生了什么事?请您快讲!”
“办事得公道。”莫利托尔的晨服上满是饭渍,衣袖起毛了。他的拖鞋破了,款式过时了。“我要吃饭!我不得不给戛纳的泽贝格先生打电话,他离不开那儿。我在电话上把一切全讲给他听了。这花了多少钱啊!”我再把一张五百马克的票子放到桌上。
他假惺惺地客气。
“我就知道您是个好心人。再来一杯利口酒?当然了,当然了,怎么也要来一杯!”他又拿起了瓶子。我不再喝,他贪婪地喝下他的利口酒。“啊,这真舒服。在吃过酸菜之后,我不停地翻胃。好了,您看看,我被分给了赫尔曼银行,已经九年了。跟三位同事一起。我们的任务从晚上六点到清晨七点。周末和节假日另有一组人,换我们的岗。我们有我们的考勤钟。各有各的楼层,我们在银行里实际上走个不停。手枪,催泪弹,当然都配备了这些东西。您认识泽尔街上的赫尔曼银行吗?”
“对。”
“宏伟吧?人总会累的。清晨我总是筋疲力尽。回到这破房子里又不能好好地睡。老是有卡车。两年来它们将这里的一切全改道了。我简直要崩溃了。我的医生说”
“莫利托尔先生!”
“好吧。您听好:那是四月二十五日,半夜时分。实际上已经是四月二十六日了,因为赫尔曼先生到零点三十分左右才来。那是个星期三。”
“还有呢?”
“那好吧,星期三凌晨零点三十分左右,侧门的门铃突然响起来。我那天夜里在底楼值班,在营业大厅里。于是我走过去,透过钢门上的猫眼,看到赫尔曼先生站在外面,燕尾服、大衣、帽子和白丝巾。他非常激动,双手乱挥,要我放他进来。如果我们当中没人为他开门,连赫尔曼先生夜里也进不了银行。我当然开了。三把特制的锁。您熟悉银行。他走进来,激动得讲不出话来,只说他还得工作。”
“在凌晨零点三十分?”
“对。我也这么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