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一年,我们关系变得很冷淡,也没什么非任务性质的夫妻生活。年初,我们计划再试试看,试了好几次都没怀上。去医院检查,我们俩各自都有点毛病。她不行是因为医生说她有点贫血,后来我才得知可能是肝的问题;而我不行是因为我精子活力不强,那一年我偶尔酗着酒,医生说我才二十五,把酒戒了,调养调养,多运动,很快就能恢复过来。之后的那个冬天,仍旧是大风大雪。刘小萍下楼倒垃圾,看到一个被人塞在纸箱里的小男孩,脏兮兮、臭烘烘的。她走上前查看,纸箱里除了个小孩儿以外,没有任何信件,或是说明他身份的证明。她又在他身上摸了几下,从棉裤的浅兜里翻出一张纸片,上面只写着他的出生日期。刘小萍没做犹豫,把这孩子抱起来就带回了家。那天是我大学同窗的婚礼,我忙到晚上才回来。一开门,家中就弥漫着一股淡去的臭气。刘小萍在沙发上抱着一个皮肤黝黑、赤身裸体的小男孩,轻声给他唱摇篮曲。我刚一关门,她就机警地抬眼看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我换了拖鞋,小声问:“这谁家孩子?”“咱俩的孩子。”刘小萍说。我第一想法就是我这媳妇疯了,不知道跑哪条街去偷了个别人家的孩子。大概是猜到我的心理活动,刘小萍把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我。我多少算是个知识分子,胸怀里也有少量人道主义的元素,我建议刘小萍先哄这男童一晚上,明儿我们一块带他去市儿童医院做个全身检查,然后剩下的事情就干脆交给人民警察。刘小萍摇了摇头,说交给人民警察不行。然后她拿一条红色的羊绒围巾裹住这个小孩的身体,发现他醒了以后,就用食指点了两下他的脸蛋。那小子,咧开嘴冲她咯咯直笑,像是知道她会爱他一样。我凑过去看这孩子,觉得这孩子挺丑的,还不白净。那小子浑不吝地看我一眼,立刻嚎啕大哭起来。“郑砺山。”刘小萍说,“叫妈妈。妈——妈——”那小孩儿止住哭声,葡萄似的眼珠子转了两下,张开干巴巴的嘴唇,露出几颗歪歪扭扭的乳牙,嘴巴动了动,但发不出声音。“郑砺山,好宝宝。叫爸爸,爸——爸——”刘小萍又教他念爸爸。那小子把脑袋转向我,眼睛落在我身上,嘴唇费力一动,喉头发出一声稚嫩的“叭”。“郑祎,你看看郑砺山会叫爸爸了。”刘小萍说。我频繁听到“郑砺山”这名字,觉得眩晕,去卧室里的藤椅上小坐半晌。等再出来,我好声好气同刘小萍商量:“这不是咱俩小孩儿,也不叫郑砺山。要不我们现在就把他送去派出所吧?咱俩那个,三年前不是那什么了吗?”刘小萍脸色苍白,觉得我话中有话,立刻一句刺话飚过来:“如果不是你当初不帮我把那红绳拿去医院……”我立刻打断她,声音高昂了几度,问她:“我和你结婚以来,都没听你提过它。等他妈快生了你来劲了?是吧?我郑祎为了你,跟狗似的四处求人来给你输血。”刘小萍把那孩子放在沙发一侧,冲进卧室翻箱倒柜,过了一会儿拳头蜷着。我低吼道:“你幻想里的红线呢?哪呢?给我看看啊?”刘小萍翻开手掌,一根穿着明代铜板的红绳曲折地横在她掌心。我看到后,血液猛地往头颅一涌,二话不说抓着那铜板就往房间角落一扔。我说,就为这个?你专程跑回家一趟,把我们孩子给杀死了?刘小萍一言不发,抱了那男孩钻进房间,又将卧室门狠狠一摔。我去卫生间里用凉水揩了把脸,又草草刷了牙,然后从客厅立柜里抱出一床棉被,就去书房里睡了。第二天一早,我醒了,因为书房里的折叠床不大舒服,我颈部有些发痛。那个小男孩,蹒跚着走过来,一双皴得与砂纸无异的手在我脸上摸来摸去。我不耐烦地拨开他的手,这狗皮膏药又贴过来,似乎希望我抱抱他。我撩开被子,光脚踩着拖鞋,站起身。他跌跌撞撞跟在我面,要抱我的小腿。我用力挣了一下,他摔在地板上,又锲而不舍地贴过来,两只胳膊环住我的小腿。我有点无奈,揪着他,把他撇得远点儿。那小孩看着我,流露出受伤的神情,怕是就要哭了。我这才把他抱起来。餐桌上有我的碗筷,我就拉开张椅子坐了下来。那小孩的嘴黏黏的,像蘸了糖糊,亲我冒了胡茬的下巴。我把他推到一边,问刘小萍:“家里也没奶粉,你给他吃什么了?”刘小萍正在解围裙,没想到我忽然示好,脸色有些尴尬,别扭道:“喂了点黑芝麻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