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只是发一些厥词,你们倒好,想起搞反革命运动来了。政治犯啊!”然后班主任就说了一大通的话,给我们上了一堂超长篇的政治课。把高三才上的政党性质说得干净利索,我那时的记忆特深刻,直到高三了我还发现我对那本书太熟悉,根本不要背。我能用左手写出一本更好的。我们坐在那里,心里有了微妙的变化,一想到我成了蒋介石伟哥成了江青我就有些害怕。但同时,我和伟哥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学校从不进行政治教育和法律教育?我们真的一点儿都不知道啊!”班主任说:“是啊,这个意见你们可以提,有很多意见,我们都可以拿到学校的会议上商量。你们应该走这条路。”我感到无奈,前途渺茫。班主任最后和我们谈到了素质教育。我一个字都没听到,感觉又回到了以前来办公室的样子,于是习惯地抬头看墙角的那只蜘蛛,却发现,它早被大扫除消灭了。回到教室,我和伟哥悲伤得无法再说话,我们的眼神像年轻的寡妇。很快的,我和伟哥被老班分开。在走的时候,伟哥说:“yhearillgoon。”我说:“茅台镇,好伙计!”确定的是,我和伟哥还是憎恶着应试教育。只是没有任何办法,也只好憎恶着,写着,用不学习的行动维护着。这么过了两个星期,我们年级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晚自习时,班主任对我们说:“最近大家是不是都想暴动啦?”我吓了一跳,怎么说得像我和伟哥似的。“还搞出联名上书来啦,你们以为是‘公车上书’呀?”班主任义愤填膺。我望望伟哥,他望望我,我想老师提那公共汽车干嘛。“七班的学生因为学校食堂的东西不好吃,就发起全年级的人写抗议信,给学校压力,造反啦?”我和伟哥相视而笑,原来如此,我们可对这个不感兴趣。“校长在教师会议上特别批评了签过名的班!我们也在其列!”班主任很激动,显然他也被批了。我眼前浮现一幅画面,校长口水狂喷,老师们都打着雨伞,墙角有只蜘蛛,在偷偷地笑。这时班长站了出来。他说:“班主任,我没有接受七班的要求啊。我们班没有签啊。”他的一张黑脸显得特无辜,我就想,妈的,怎么我没签?我最讨厌那些擅自做主的人了,那么多班都签了,就咱们以后抬不起头做人,这叫变相的出卖。班主任更恼了,说:“正是这样,却还有人擅自在上面签字!简直可恶!”我乐了,原来我们班还有这样的英雄!这时,全班肃静,大家都作怀疑状,用以表示不是自己干的。一会儿后,我收到了张纸条,打开一看,明白了。“笛,救命啊,是我签的,怎么办啊?署名猫。”我都快笑出声了,一望他,满脸通红,在人群中格外鲜艳,像朵花似的。我想,活该,要你革命你不革命,偏要为那饮食卖命。去办公室吧,喝茶撑死你。我于是举手要求说话,班主任点头示意我站起来。我朝猫奸笑了一下,说:“我们班没人签,我在厕所里听到过别班的人商量过要冒充我们班的人签名,具体签谁的名我不知道。”班主任说:“不是你写的别人的名吧?”我说:“我一般不在学校吃那些东西。”全班哄笑。“你先坐下。”坐下后我看见猫用哑语对我说“我爱你”,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班主任就又说了起来,我此时心想,猫啊,你要是爱我就又放一个响屁吧。但猫好像不在状态,一声不吭的。这事稍微让我和伟哥从失败的悲伤中有所解脱,或许是彻底绝望后的一种放松。学校连学生吃饭问题的请愿都会采取如此压制的方式,更别说什么采纳教育制度的改革了。学校就是满清政府,校领导就是李鸿章。这是猫对学校的最终评价。不久后猫转学了,我倒没留他,他说在这儿呆不下去了。我说,小子,我好羡慕你,我可没法走。于是猫就跑到了河北边的一所中学。听说那儿不上晚自习的。我对分别一直看得很轻,特别是朋友,如果我们都不死,就没必要在分开的时候要死要活的。我说,你去了那边得给我寄一些漂亮女生的照片来。猫说,我给你寄一板车的照片来。他把位子清空后对我说了句很认真的话:“好点。”还是那张大脸。我不大懂,但若是他说要我好好学习,那我可没有办法做到。我惟一遗憾的是没帮猫进文学社。心里有点儿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