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水流量拧到最大,哗哗的水声中,耳边反复地响着梦中妈妈的话:你怎么不回家?怎么不回家?因为是梦境,妈妈凄惨的声音也许夸张了些,但我的心还是不由得一阵阵地发酸。知女莫若母。妈妈她老人家知道我就一“没事找抽型”的事儿精,没人管肯定不把自己当人混。所以一听说我放假,就让我回家。我不是不听话的忤逆女儿,我知道妈妈想我了,需要我陪。可是,我实在不能丢下韩莉尚一个人不管。她现在更惨,没工作没房没钱,连家都没得回。我怎么样也得陪她。老妈拗不过我,就只好在电话里悲悲戚戚地叹息,还到梦里追杀我,真是苦了这小老太太了!我关上水龙头,在水蒙蒙的浴室拿着浴巾,恶狠狠地擦干身子,像是在跟另外一个自己战斗。也许,也许,真的应该回家看看了。我看着被自己揉得通红的皮肤,心底有细碎的疼痛划过。很小。从卫生间出来。客厅里,安承浩还雷打不动地睡着。回到卧室,韩莉尚依旧保持刚才的姿势坐在床上,像诗人形容的“思绪飘到了不着边际的远方,我的灵魂已出壳”。我拖过行李箱,像每天例行公事般地在一大堆衣物中挑挑拣拣,搭配出门的行头。事实上,白天大部分时间,韩莉尚和安承浩出去忙,我就倦缩在安承浩晚上睡觉的那条长沙发里,看那台比我年龄还要大的牡丹牌老式电视机,变换着摇曳的画面,或在安承浩卧室里,坐在他叽哇乱叫的可以转圈的椅子上,用他主机箱少了半边、没有锚、光驱不能用、耳机线不够长的“奔三”,看吴宗宪跟女明星们龇牙咧嘴。我出门的领域仅限于小区对面的菜市场、大超市和学校里的“文翠院”。几天中的某一天我会出门,去“文翠院”四层上网,然后穿过长长的街去菜市场跟小贩讨价还价,去冷气十足的超市捡够我所需的东西,再穿越长长的街回家。我的作息习惯决定了我常常在阳光明晃晃的中午出门,七月的阳光照在我裸露于空气中的皮肤上,火辣辣地疼。安承浩骂我变态,我告诉他,很久以前就有人这样骂过我,很没新意。办完了该办的事,我一刻不耽误地回来。我是巨蟹座,恨不得把家背在身上。虽然,这里不是我的家,但可以让我不受打扰地烂成一摊泥。我的手碰着了一个包包,抬头看看一脸烟雾迷蒙的韩莉尚,“韩莉尚,还不去洗漱!办点正经事,好不好?!”韩莉尚一脸不耐烦,“办什么正经事?!姓叶的,你不要总那么自以为是好不好?你凭什么对我颐指气使?”就像吃了块干面包,又一时找不到水喝,我差点一口气上不来被噎死。韩莉尚心情不好我知道,搁在平常,这些都不算什么,可现在我却觉得莫名的委屈。卧室的门开着,安承浩在沙发上翻了个身。如果有镜子我一定能看见自己的脸像川剧戏台上的变脸一样,一会白一会红。我压低声音,“你如果心情不好,可以别理我。我不想和你吵架。”她决心鸡蛋里头挑骨头,立志与我大战三千回合。可我没心情。妈妈的声音在我耳边一遍遍地响,像小锤一样一下下的,敲得我的心空落落的难受。实在忍受不了,我转身把卧室的门关上,冲她吼:“你别理我,听见没?!”我把拉出行李箱的东西,重新放回去。韩莉尚甩门去卫生间,我胡乱换件衣服,就背着包出门。安承浩在沙发上死闭着眼睛。站在一楼荫凉的楼道里发了一会愣,想着自己能去哪里。想了很久,没有答案。外面的阳光明晃晃的刺眼,我径直走进去。心和大脑一下子变得和阳光一样白花花的,让人分不清东西南北。2我走过“钟南”公寓旁边那条被我走了四年的路,习惯性地在公寓门口抬头看d区501的阳台,那间屋子是我和韩莉尚住了四年的地方。刚搬进来时,有一次我在楼下院子里,看见有家阳台上晾晒的棉服,在空中翻飞得像一面旗,那件棉服面熟得可疑。我飞奔上楼,才发现“那家阳台”是“我家的”。后来我又发现,走在学校冲着西门口的那条路上,就可以看见我们的阳台。晚上回来时,我们常常在路上根据阳台的光亮,判断屋里是否有人。还有。墙上贴满我们喜欢的画报,床上堆满玩具,书架上的课本崭新,衣服堆满椅子,电脑、水杯污七八糟盖满桌子,门上有值日表、视力测试表、日历、我画的“全家福”卡通。卫生间里一大堆瓶瓶罐罐,冬天从来不供热只用来作摆设的暖气片。还有那台体重计,贴着我们的口号“今天你减了吗”……这一切都随着七月的凤凰花开,消失得无影无综。两个月后,将会有一批新生,毫不客气地占据我们的阵地。我似乎能感觉到空空的房间里穿堂而过的风,呼呼的吹得人心痛。坐在楼下大厅里吃早餐。周围是a、b、c、e区的师弟师妹们,鲜活的面容、跳跃的身影,羡煞人的“少年不知愁滋味”。和她们只不过是心理年龄一岁或几岁的差距,为什么我像活了一百年?!灵魂出壳,直到喝下最后一口豆浆。韩莉尚发短信来:你回来,我们好好谈谈,你不要意气用事。我的事情差不多了。房子交了订金,公司也打电话给我,明天去复试。我重新走入白花花的阳光中去坐车。等我恢复意识反应过来,我已经在北京站了。于是,我想了想,似乎只有买张票才不枉此行。北京站里终年川流不息,广场上像个难民集中营,聚集着各类人。步履匆匆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最终奔向东西南北,可这儿的分贝和人群永远不见减少。费尽千辛万苦跋山涉水,穿越站着、走着、坐着、躺着的人们,排完混杂着各种体味的长队,我把钱和一张纸片递进售票口。那张纸是毕业前系里开的证明,代替我那个用了四年的破旧的红皮的盖着各种戳和签字的学生证,用来买我大学本科生涯中最后一次学生优惠票。并不漂亮的售票员阿姨对它上下左右审视半天,又翻过来看看没有一个字的背面,我怀疑如果可能,她会像用验钞机验人民币一样,验右下方的红戳的真伪。最后,她终于在左下方盖了一个方形的戳。拣起她扔出的两个钢镚、一张票和那张纸片,我翻山越岭来到长安街上,对着那个红色的戳发了一会愣。这次是真的毕业了,我对自己说。又站在阳光里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该去哪,结果没有地方可去,我决定坐车回学校收拾行李,然后回家。我转身跳上公车,坐在最后一排,看坐前排窗边的美少女的背影。想起曾跟李炫日争论。我说我喜欢帅哥、美女和小孩。他说,我喜欢帅哥情有可原,因为异性相吸,而不美的事物总是趋向美的。喜欢小孩,我自己以后就可以生一个。可是喜欢美女就是我变态。我说,我这叫博爱,你根本不懂,你是因为自己不是帅哥而心存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