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叔是如何被算计的呢?
这得先交代一下我家那时候的家庭背景。
我曾爷爷以前是个大地主,在礼溪村有好一些田地、山地和屋地,还开了这村里的唯一的一家猪肉铺。
听我三叔说,那时候清朝还没亡国,我曾爷爷家,坐收佃租,就能确保衣食无忧。卖猪肉,山林木材收入,年年都能一分不少地存下来。
只可惜后来曾爷爷染上了鸦片烟,也就渐渐败光了家底。
我爷爷从年轻到中年那段时间,眼睁睁看着我曾爷爷把整个偌大的家败光,却无能为力。
不过那时候爷爷还年轻,家里虽然衰落,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刚解放的时候,我爷爷还取了个小房,也就是我亲奶奶。
那时候国家已经开始土改,不过政策还没那么快传到礼溪村这个山斗角落里头,所以我爷爷家虽然衰落,但也还算是个地主。
地主家的儿子,自然有大把人家看上。我爷爷看中了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叫人去说媒,一下就成了,然后就把她娶回来做了小房。
刚娶回来半年不到,土改政策就来到礼溪村了。
我曾爷爷这个大地主的土地,被国家平均分配出去,一夜间就变得一无所有。猪肉也不能卖了,因为国家在搞统一生产。
他之前抽鸦片烟染了一身的病,后来虽然戒了,可是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再经过土改这个打击,他受了气,土改政策实行一个月后,他就死了。
土改把曾爷爷家从富裕的地主家族,变成了平民百姓。
不过我爷爷娶的小房,却早已成为板上钉钉的事情。
女方家想要退婚,也已经来不及,因为那是爷爷的小房,已经怀了我大伯。
再说,那时候的道德观念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农村的女人,讲究的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亲奶奶也不想退婚。
葬了我曾爷爷之后,我爷爷家就分家了,那时候家里本来就没多少家当了,再一分,我爷爷就变得更穷。
只分到了村中几块屋地,没建造房屋的那种。好在我爷爷后来咬牙省钱,都将这几块屋地建成了瓦屋,后来一大家子,才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农村有个很奇怪的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那就是越穷生越多。
所以家道没落之后,我爷爷和我大奶奶,亲奶奶,就接连生娃。
和我大奶奶生了八个,和我亲奶奶生了四个。
我亲奶奶生的四个,分别是我大伯,我爸,我三叔,以及我姑姑。
而大奶奶生的八个,年龄都我爸,我三叔,我姑姑要大。
我爸教我们后生仔,称呼大奶奶那一脉的人,男的只需要在名字后面加一个伯字就行,女的在名字后面加一个姑字就行。
这样称呼很生疏,很有距离感。
就比如,我大奶奶生的最大的儿子,叫朱玉样,我就叫他阿样伯,我大奶奶生的最大的女儿,朱芳茶,我就叫她阿茶姑。
也不知道是习俗本该这样称呼,还是我爸爸对他们那一脉,心中的积怨所致,才会特意去疏远他们。
至于是什么积怨,那就得说回这一年,1983年的年底。
那时候我三叔刚跟着朱光庆出去捞偏,年底回来。
因为我爷爷死的时候,并没有分家,所以这次趁着过年,大家都回来了,就聚一起,商量分家。
那时候我大伯已经搬到佛冈,我爸去叫他回来,他直摇头,说不用分他的了,他在广州做生意,赚了点钱,在佛冈买了块地,建了楼房,现在住在那边,自然也就不再想念这山旮旯里面的东西。
毕竟这么大一个家子,十几兄弟,要分家,能分到多少?
我三叔回来之后,并没有对大家说起,他跟着朱光庆去韶关赚了大钱,身上有三千多块钱。
一是因为他不想传出去,怕传到朱光庆耳朵里,二是因为他想给这个家一个惊喜。
回来的时候,他还想着,将这些钱拿出来,给大家建造几间像样的瓦房。
因为那时候我爷爷留下的几间土房子,早已经破旧不堪,好几间还已经坍塌,只剩下一个围楼,大奶奶那一脉的四个兄弟,四家人,住在那围楼里面,我爸单身一个人,住在外面一间瓦房,自己煮。其余的几个兄弟姐妹,嫁走的嫁走,出去打工的出去打工。
那时候这一大家子,真的穷到了极致,只能勒紧裤腰带生活,几家人挤在一起,穷日子过久了,妯娌间的矛盾必然就会爆发。
我那大奶奶生的叔伯兄弟,在我爷爷死了不到两个月之后,就开始吵着要分家。
于是,这一晚,年二十九,他们将我爸,我三叔,叫了过去,商量分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