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全国电话普及率仅为0。38%,每200人中拥有话机还不到一部,差不多比漂亮国落后75年。
这也就难怪改革开放之后,许多人悲观的认为,我们落后到将被开除“球”籍。
《京城文艺》的招待所,还没寒碜到要用“摇把子”电话。
江弦不大娴熟的拿起话筒,扣在耳朵上,“喂,哪位?”
稍等了一会儿,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
“是江老师么?打扰你了,我是北影厂的施文新呐。”
“施老师,你怎么给我打电话了。”
“您最近有空么?”施文新不好意思道:“我们创作过程中,对小说有几处理解不够透彻,又怕弄错方向,您方便来指教下吗。”
“。。。。。。”
怎么那么麻烦。
他就一写小说的懂什么《棋王》呐。
再说了,后世这些问题不都是问资方大佬的意思么?
“施老师,电话里说可以不。”
“一句两句恐怕说不清,我是想请你过来,给大伙开个会,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行吧。”
江弦还是答应下来,原因有三:
一是为了刷好感度,将来好持续性薅北影厂羊毛。
二是人家施文新那么大岁数、那么大咖位,一口一个“老师”的称呼,实在不好意思拒绝。
三是收音机他收都收了。
“施老师,我明儿一早就过去。”
“哎,你来了通知我一声,完事儿我领着你在北影厂里转转。”
“好的,再联系。”
“再见。”
挂断电话,江弦顺手从收发室桌子上取了份当天的《光明x报》和《人民x报》。
《人民x报》发了一篇社论《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得寸进尺,继续恣意妄为,必将受到应得的惩罚。
我们把话说在前面,勿谓言之不预。]
看着这篇社论,江弦忽想起黑格尔那句名言: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唯一的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