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到1971年底,户里陆续被选调走的,和因病回去的同学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了,还有个女同学刚来半年就嫁给了队长的儿子,到现在,儿子都能满地跑了,而且肚子里又怀上了,小日子过得那叫红火!在这里算是彻底安家了,而且亲家走动频繁,老蒋每年得去天津两趟。这些留下来的同学,眼看着户里的同学一天比一天少,最后还剩下不到三十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三年半的这些知青们,开始骚动起来,当初的那些誓言全忘到脑后了。
1972年的春节又快要到了,分完了红,这些同学都早早地买了车票,准备回家了。那个大家熟悉的邮递员来了,给大家送来了家信,大家都兴奋的看着自己爸妈的来信,突然间,有人听到了从男生宿舍里传来的哭声,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涌向那间屋子,挤在门外,想探个究竟,可是哭声又没有了,紧接着又听到关长林大笑起来,笑的好像有些慎得慌,吓人,而且嘴里还大喊着:“我爸爸落实政策啦!我爸爸落实政策啦!”只见他喊了两声之后,又哭了起来,哭得是那么的伤心,不知是谁小声说了一句:“坏了,关长林疯了!”关长林四年前随堂哥来的时候后才十五,还是个稚嫩的孩子,他是户里年龄最小的,现在他的堂哥已经参军走了,他的堂姐走了进来,对他说:“长林,怎么啦?有嘛事儿?”她走到弟弟跟前,拿起那封信,看后说道:“这是好事儿,长林别哭了,过几天咱就回家了,哭嘛呀,洗洗脸,一会儿就吃饭了。”姐姐看着弟弟那张目光呆滞的脸安慰着。
各家的大人们听说已经有这么多人都选调走了,也开始为自己的孩子着急了,听说蒋队长到天津看亲家,有心机的家长都纷纷请老蒋到家里吃饭喝酒、送礼,老蒋临走的时候,各家送的大包小包的好东西都拿不了,从此,老蒋抽的烟、喝的酒都不用自己买了,而且还都是好烟好酒。甚至于玮的老爸还给老蒋买了车票,跟着老蒋一起回来了。于贵良是天津一个大厂的采购员,见过世面,到了村里,吃住都在老蒋的家里,每天都陪着老蒋喝酒,在他的心里,和老蒋的关系最重要,所谓的关系就是钱,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有钱就没有办不了的事儿,他对老蒋说:“蒋队长,您是土改干部,您的能力可不比陈永贵差呀!有您在这,我把孩子交给您就放心了。”老蒋说:“有我在这,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要是下次再有选调任务,就是有一个名额我得让于玮先走。”有了蒋队长的保票,老于回天津了,可是回到天津就觉得身上痒痒,他想起孩子说过,只要到老乡家里睡过觉,身上肯定会长虱子,农村人谁洗澡啊?想到这,老于回到家里,拿上要换的衣服去澡堂子了。
1972年的八月份,新的选调任务还真的来了,这回是要大批的同学去上大学,有吉林医学院,有吉林工业大学,吉林大学,有东北林学院,还有武汉钢铁学院,学校太多了,而且竟然还有天津幼儿师范学校,这虽然不是什么大学,可是回家了呀。学校这么多,可让谁去呢?公社的顾书记说:“要进行文化考核,结合每个人的劳动表现,谁优秀,谁有能力,谁去上学,这样公平,这也是给国家培养人才。”老于接到儿子的来信,立马又从天津赶了过来,给老蒋带的又是烟又是酒,还有天津十八街的大麻花。面对这么多的大学,蒋队长对于贵良说:“这么多的大学,您给儿子选一个吧。”老于说:“我看还是让他去吉林工业大学学工吧。”
同学们听说要进行文化考试,又叫家里把那些学过的各科课本都寄来了,紧张的复习功课开始了。可是初中的同学没学过高中的课程啊,有的还是初一初二的,连初中都没念完,怎么参加考试啊?只能从矬子里拔大个儿,这一次又走了二十来个,最后,户里只剩下了四个同学,两个男生和两个女生。当初知青下乡的时候,有安家费,队里又给这些知青盖了五间新房,中间是做饭的灶房,一进门是一边一口大锅,男生住左边,女生住右边,可是四间新房里只有四个人住,可到清静,想热闹也热闹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