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的早朝,气氛异常紧张。围绕着朝廷今后的大政方针,朝臣们分成了两大派。
一派以刚被皇帝任命为左都御史的刘宗周为首,他们主张立即北伐,而且最好是皇帝御驾亲征。
陈子龙奏道:“如今大多数臣子仍沉迷于享乐之中,丝毫不知亡国之祸已近。臣经常向北参拜诸位先皇的陵寝,不知诸陵寝是否安然无恙。
每想及此,臣都是泪流满面。如今国难当头,我们怎能再坐视不理?臣恳请皇上御驾亲征,振奋士气,早日收复失地!”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朝堂上的一片哗然。有人赞同陈子龙的意见,认为只有皇帝御驾亲征,才能激发将士们的斗志;也有人反对,认为皇帝亲征太过冒险,万一有个闪失,后果不堪设想。
在当今天下士人的心中,大明王朝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在北方,局势更是风云变幻之下暗流涌动。
近日来,山东、河南、北直隶等地接连爆发义军起事,百姓对于朝廷的北伐大军寄予厚望,翘首以盼,视此为扭转乾坤、恢复中原的绝佳时机。
他们深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若朝廷不能借此东风,挥师北伐,恐怕会令百姓心生失望,而那些趁机作乱的豪强地主,也可能会心生异志,萌生自立为王的念头。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刘宗周大人挺身而出,慷慨陈词:“陈大人所言极是,当前百姓之心,犹如风中飘萍,无所依归,既可能倾向满清,也可能回归朝廷怀抱。
值此人心惶惶之际,若皇上能效仿汉光武帝与唐肃宗,御驾亲征,必将激励天下百姓,使他们如影随形,追随其后。
而河南、直隶、山东等地的豪强,见皇上亲征,亦会望风归附,则天下大定,指日可待!”
然而,以史可法为代表的稳健派则持有不同观点,他们认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并非急于北伐,而是如何稳固江南之地,待江南稳定后,再图收复失地。
史可法大人沉稳地说道:“臣以为,当前朝廷所面临的局势,与南宋初年颇有相似之处。南宋之所以能够与金朝和蒙古相持百年之久,全在于他们能够坚守江淮防线。
自古以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因此朝廷才在江北设立了‘四镇’,作为朝廷的屏障。臣昨日刚从扬州归来,深知江北四镇之间矛盾重重,为争地盘而互相攻伐。
他们之所以暂时听命于朝廷,是因为距离京城较近,且彼此之间相互牵制,不敢过于嚣张。一旦将他们放出,令其举兵北伐,臣担心他们会不再受制于朝廷,只怕外患未除,又生内忧,重蹈西晋‘八王之乱’的覆辙。
因此,臣以为,还是先守住江南,再图北伐。待江南稳定后,朝廷再逐渐扩充新军,以取代江北四镇。待一切隐患消除后,再挥师北伐中原,一举而定乾坤!”
刘宗周大人听后,不禁反问:“既然史大人自己都说‘四镇’不可靠,又怎能凭借其来守卫江南呢?
如今,‘四镇’将领亦如百姓一般,左右摇摆不定。若朝廷不能高举义旗,安定人心,只怕他们会被满清收买,成为汉奸,如同那洪承畴一般。”
史可法大人闻言,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说道:“当然不能全靠‘四镇’。臣有一策,可定江南。
江北荒地众多,而江南则人多地少。朝廷不妨以军屯的方式守卫江南,可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设立屯田,或百户一屯,或千户一屯。从屯民中选拔武艺高强者担任百夫长、千夫长。
农忙时种田,农闲时练兵,且耕且战。种出的粮食除了自用之外,还可以囤积在粮仓之中。待到北伐大军克复中原之日,这里便可成为大军粮草供应之地,也可免去江南千里转运之苦。
至于刘大人所说的借河南、直隶、山东豪强来北伐的说法,臣不敢苟同。这些豪强大多不过是当地的贼寇、恶霸,平日欺压百姓,无恶不作。
一旦乱世来临,他们便扯起大旗,自称‘大王’、‘将军’,实则土皇帝一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不堪重用,今日投诚,明日见风头不对便会反水,只会拖累三军。”
刘宗周缓缓开口,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史大人此言差矣!古人云,‘人之初,性本善’。对于这些人心存善念之辈,我们只需以圣人之理感化他们,再以高官厚禄作为引导,相信他们仍可为我所用。
至于那些冥顽不灵之徒,战场上的铁血洗礼,不失为一种减少其数量的有效手段,如此既能净化社会风气,又何乐而不为呢?”
秦飞在一旁静听,心中对这位老夫子的智谋暗暗称奇。刘宗周提出的策略,既能够笼络人心,又能够借刀杀人,减少未来可能遇到的阻力,实在是高明至极。
他不禁思考,这样的计谋,那些所谓的“豪强”是否会落入圈套?
然而,政治手腕的复杂多变,对秦飞而言如同雾里看花,他索性选择沉默,静观其变,听听各方的意见,自己则不做过多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