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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1页）

“他也这么说？我感到很荣幸。”

“你当然不。”

“当一个人试图表达讽刺的时候，没必要拆穿，小鸟。”

“‘赫尔曼先生’没有问起雷达站的事，在我看来，他不太关心雷达站。他的注意力放在一个新计划上。”

“多么令人振奋。”安德烈的下巴压在莱纳肩膀上，“我听着。”

计划的第一步是将莱纳开除出苏联大使馆，罗织一个“与西方谍报人员密切来往”的罪名，这是专门设计给军情六处看的，免得让人起疑。接着，莱纳向安德烈寻求帮助也就十分正当了。“赫尔曼先生”打算借助安德烈的手，间接地把木马送进军情六处在柏林搭建的巢穴里。

“要求安德烈给你找一份在奥林匹克体育馆里的工作。”赫尔曼先生这么叮嘱道，“理由是你想离他更近一些，而且，沃格尔先生，你丢掉工作，他也负有部分责任。”

安德烈同意“赫尔曼先生”的观点，毕竟他正在做的，正是赫尔曼指使莱纳做的事。但他不打算让斯塔西的计划推行得太顺利。莱纳必须就价格问题与赫尔曼斡旋——安德烈这样编排剧情——要求斯塔西马上给金钱补偿，否则就威胁把他们的小诡计告诉英国人。莱纳被“开口向斯塔西要更多的钱”这个念头吓坏了，认定“赫尔曼先生”会当场割开他的喉咙。但事实正好相反，那个苍白的斯塔西头子直接承诺每个月给他双倍的酬劳，“补偿您的不便，沃格尔先生”，用现金结算。

你看，我们必须学会像我们的对手那样思考，在思考之前，总是假设对方比你聪明，而不是相反。一半任务毁于自负，另一半毁于对失败的恐惧，自负让你忽略危险，恐惧会让你像莱纳一样急于隐藏，反而露出尾巴。对“赫尔曼先生”而言，莱纳早就比一两千东德马克更值钱，他太想要安德烈这只猎物了，就像安德烈渴望抓住他一样。而且“赫尔曼”看不起莱纳，尽管他从没有表现出来，在他眼里，莱纳·沃格尔不仅是个叛徒，还是个头脑简单的性玩具。结论：索要金钱完全符合“赫尔曼”的心理预期，他会答应的。

所以，戏就这样演下去了，安德烈和赫尔曼都深信自己才是编剧，幕后的微型上帝。莱纳十月底被“开除”，四处找工作，到处碰壁。尽管霍恩斯比已经批准，但安德烈认为至少要“冷却”两个月，才能让莱纳到奥林匹克体育馆来，审核流程差不多就要跑这么久，不能让斯塔西觉得有人在故意加快进程。

但至少，斯塔西和克格勃一样守信，装着钞票的信封不定期出现在信箱或者门缝里，有时候是星期一，有时候是星期天，莱纳始终没见过送信人。一千东德马克，差不多是当时平均工资的两倍。都是皱巴巴的、小面额的旧钞票，除非你打算追回这笔钱，否则不要给线人簇新的大面额纸钞，还不如直接往他们脑袋上贴一个火红的标靶。

圣诞假期过后，新年之前，莱纳·沃格尔总算得到了等待已久的信号，可以移动到下一个场景了。奥林匹克体育馆，军情六处的柏林堡垒，准确来说只有楼上是堡垒，楼下由好几个没有隔断的大办公室组成，翻译、打字员和发报员都在里面默默耕耘英国式官僚主义的贫瘠农田。安德烈把他放到一楼，离档案室最远的地方。这让斯塔西很高兴，那是个没有摄像头的时代，记得吗？莱纳完全可以从别人桌子上偷文件而又不被发现。军情六处也很高兴，因为他们终于得到了向东德倾倒虚假情报的便捷途径。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莱纳先送去一点“金砂”，让斯塔西吃到甜头，后面就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垃圾了。我们还因此在汉堡抓到了两个苏联线人，都是码头装卸工，斯塔西得到的假情报说，美国货船会秘密运来一批武器，转告克格勃，后者派人藏在仓库里等候。实际上根本没有船进港，那两个工人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凌晨出现在那里，当然被捕了，飞快地供出了他们的克格勃接头人，西德情报处还没天亮就抓到了那个人。斯塔西指责克格勃行事疏忽，克格勃指责它的东德表弟提供错误信息，科里亚和“赫尔曼先生”见了一次面，互相说了些难听的话，不欢而散，后者又离开柏林的寓所，回到那间地点不明的农舍去休养，一度传出病重的流言，为了驱散传言，“赫尔曼”又匆匆回到市区，躲进上了锁的办公室，在里面过了新年。

科里亚在莫斯科，安德烈昨天返回伦敦，两周后才会回来。莱纳独自在利滕贝格的公寓里迎接1955年，喝了半瓶红酒，把收音机开到最大声，倒在沙发上睡着了。在他的梦里，安德烈开门进来，脱掉外套和上衣，挤到沙发上，轻轻拍莱纳的脸颊，手指冰凉。莱纳睁开眼睛，客厅的灯还亮着，电台已经沉寂下去，只剩下静电噪音。外面下起了雪，充当毯子的外套滑到地上，右手臂因为寒冷和血流不畅，快要失去知觉了。男孩吃力地起来，步履沉重地回到卧室去，安德烈的领带挂在书架上，他把这件纪念品握在手里，关上灯，摸黑爬到床上，去寻找另一种梦境。

第十六章

到头来我们手上就只剩下这些……剩下梦境。蜂蜜一般的，苦艾酒一般的，长着毒刺的，平凡无奇的，畸形的，热的，冷的，自我满足的。它们干扰记忆……不是篡改，干扰，就像给你的眼睛安上一块透镜，虽然河流还是河流，天空还是天空，但是颜色和形状变了，丢失原来的轮廓。我对安德烈的描述真的准确吗？我能不偏不倚地讲莱纳的故事吗？可是，谁又能做到呢？我们从来都没法真正了解一个人，所有人都只能是陌生人，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再让我喝一杯酒好吗？就一杯。我知道医生怎么说，等你老了，你的医生也会禁止这个，禁止那个，别听他们的。我年轻的时候喝得不多，现在只不过是补上那些错过的份额而已。我以前是个异类，竟然不用酒精也可以运转，大概从四十岁开始就不行了。把威士忌拿出来，要好的那瓶，你送我的那瓶。

你原本期待听到爱情故事吗？人们总是期待爱情故事的，仿佛那是唯一值得讲的故事。但我们要怎么定义“爱”？是亲吻和性吗？还是短暂占据大脑的调皮化合物？婚姻？写进遗嘱里的名字？我所听过的爱情故事，充满了说不出的话，寄不出的信，在黑暗中才敢牵起的手，永别前的最后一眼。我是悲观主义者吗？我想不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经验主义者。

我不知道安德烈是否真的爱过任何人。他从来没有和除了莱纳之外的线人上过床，但这不代表什么，也许只是剧情不需要罢了。他这种人——我们这种人，有能力爱吗？用哪个身份去爱？一个牧羊人有那么多名字……有时候我睡不着，会翻看以前的护照，按照规定是必须上交的，但我没这么做，也没人追究，就留着了。最旧的是西德护照，然后是法国护照，我甚至有一本波兰签发的苏联护照，我不是在回忆我扮演过的角色，而是这些角色遇到的人，我曾经是他们的同事、不太熟的朋友或者情人，但任务结束之后，我就必须砍断一切联系，杀死我的角色，它再也不存在了，有人想念它吗？

再也不会有第二个像柏林那样的地方了，五十年代的柏林，好一个疯狂的派对。炸毁的街道逐渐修复了，有了颜色，亮起了灯光。先是肉店和面包店回来了，杂货店摆出了糖果和罐头，然后裁缝店和画廊也回来了。舞厅和酒馆像树根旁边的小蘑菇一样冒出来，间谍们聚集在这些音乐喧嚣的地方，像口渴的丛林狼围在泉水旁，有些人独自来，独自走，大部分人挽着女伴。最受欢迎的那家酒馆叫“金色鹈鹕”，用英文写的，本来瞄准的顾客群体是驻扎在柏林的英美空军，却慢慢落满了外交官、情报官、投机客、有固定主人的杀手、待价而沽的杀手、诈骗犯、走私者和刚刚轮班完毕的警察。常驻间谍们全都互相认识，有一段时间，为了捉弄克格勃，科里亚一走进“金色鹈鹕”，在里面喝酒的英国人就会塞小费给乐队，让他们演奏《知更鸟之死》，一首儿歌，曲调快乐，内容血腥。科里亚不为所动，踩着“谁杀了知更鸟”的节奏走向吧台，差不多在“鱼说，我用盘子接住了知更鸟的血”这句坐下，点一杯黑啤酒，酒保动作很快，在儿歌唱到掘坟墓的猫头鹰之前就把啤酒送过去了。半醉的英国傻瓜们在吧台另一头七零八落地唱完剩下的段落，“可怜的知更鸟！”什么的，安德烈要是在场，也会跟着一起笑。

“金色鹈鹕”的特别之处在于，桌子下面安装了气动管，你不一定见过，是旧世界的古董，战前流行过，邮局和银行里都有，金属圆筒在管网里嗖嗖飞过，运送信封、钞票、珠宝和文件。酒馆前身就是一家邮局，空气压缩机和管网都保留了下来，原本的设想是方便顾客邀请陌生人跳舞的，但在你看来，管子每晚运送的成千上万张纸条里，有多少在邀舞，有多少是间谍在悄悄交谈？

纸片是午夜刚过的时候窜到安德烈的桌子上的。他已经等了超过四小时了，新年假期刚刚结束，“金色鹈鹕”还没有恢复平常的热闹，只有一半桌子是有人的。他懒洋洋地挪开酒杯，揭开金属盖，压缩空气发出细微的吸吮声。管道里躺着一张名片，正面印着铃兰和紫色缎带，背面有一个用铅笔写上去的数字，17。安德烈把名片收进外套内袋，抬起头，假装寻找侍应，看向第17号桌子。那里坐了个留了络腮胡的男人，脸色红通通的，不知道是本来如此，还是喝多了酒。络腮胡子掏出火柴盒，在桌子边缘磕了磕，似乎发现里面没有火柴了，把盒子塞回衣袋里。

安德烈短暂地和络腮胡子对上视线，拿出自己的烟，放到桌子上，开口朝外，暗号对上了。络腮胡子移开目光，抬手招来侍应，点了酒。安德烈取出一叠紧紧卷起的钞票，丢进金属管，送到17号桌。五百西德马克，现金，用来买一条关于克格勃的信息，不算贵。气动管又发出响声，17号桌送来了一个信封。络腮胡子再也没有看安德烈一眼，喝掉啤酒，结账，拿起搭在椅子上的外套，走了。

安德烈收好信封，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继续坐了十来二十分钟，假装欣赏钢琴师醉醺醺的演奏，直到侍应礼貌地告诉他“鹈鹕”要打烊了，才付了钱，离开小酒馆。他像平常那样回家，放上唱片，跟着旋律吹口哨，坐在床上，打开了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