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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1页）

「所以他们真的打算建墙。」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快了。我和我太太谈过了。安娜同意了逃——同意了你之前提出的事情。」君特用手掌抹了抹脸，另一只手紧紧攥着装香菸的纸袋，快要把它撕破了，他找的外出藉口显然是买烟，「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给我们护照。」

「我们的协议是找到莱纳才有护照，这可不叫『找到了』。」

「我只是个普通的文员，我不能像施魔法一样把你变进斯塔西总部。」

「而我也没有要求你这么做，君特，我从来不让你冒不必要的风险，」安德烈双手搭在君特的肩膀上，看着他的眼睛，「你这次要做的仅仅是，在某个时间，『不小心』忘记锁上某一扇门而已。」

——

就像任何臃肿丶行事诡秘丶分支庞杂的机构，斯塔西总部的弱点和它的英美对应物是一样的，正因为入口的搜查和身份确认程序极为严格，里面的人更容易放松警惕。人们如此确信不可能有人混进来，以至于看不见近在眼前的可疑迹象。只要一个人进去了，就会自动被认定为自己人。那是闭路电视尚未入侵每一个空间的年代，天哪，我怀念那个时代。

安德烈的计划十分疯狂，同时出人意料地简单，如果你仔细看这里——这支原子笔写不出来，亲爱的，给我拿一支铅笔，铅笔总是更可靠，谢谢你。如果你仔细看看这个入口，它远离主干道，对着停车场。里面是洗手间——我在这里写一个「T」，对面，衣帽间，我写一个「G」。往里面走一些，就是存放扫帚和地拖桶的小房间，消防沙袋也放在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上下班时间，这个入口是有人看守的，每个清洁工的姓名和住址都记录在册，防止有人冒名顶替。但是，到了午休时间，就没人遵守那些麻烦的安全规例了，清洁工丶打字员和一些结束值班的警卫在门外吃午饭，轮流用一张木桌子和两把椅子。安德烈知道这栋建筑物的结构，曾经和霍恩斯比一起躲在隔音室里研究过偷来的蓝图。这个在厕所旁边的入口是整个链条里最脆弱的一环，只需要某一天，某一个急着返回办公室的雇员忘记把门闩推回原处。

又或者有人故意把门闩推开。

君特显然承担了这个任务。接下来的一切都没有可靠的文字记录，我们只能适当发挥想像力。七月，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下午某个令人昏昏欲睡的时刻，安德烈从这扇开着的侧门走进了容纳着斯塔西的灰暗大楼。想像白衬衫丶灰色西装长裤和棕色皮革背带，就像任何一个常年在档案室蹉跎的文员。他没有走副楼梯或者防火梯，而是大方地从人来人往的主楼梯上去，手里提着公文包，因为一个普通办公室职员就该这样，没有理由躲躲藏藏。在二楼某处，他甚至停下来打听正确的方向，也许问了偷懒在走廊上抽菸的分析员，也许问了一位年轻甜美的打字员，没有人质疑这位「从莱比锡分局来的同僚」。他顺利到达羁押室，报了一个假名，就在警卫低头查阅记录册的那一刻，安德烈把他砸晕在地，休息室里的另一个警卫听到声音，出来查看，被勒住脖子，缺氧昏迷之后，和同僚一起被拖回休息室里，搜走钥匙，堵住嘴巴，绑到暖气片上，锁门。这两个警卫接下来一个星期里至少被审问了十二次，都无法准确描述入侵者的具体相貌，来不及看清楚。

我们能够得到的最接近现场报导的书面记录，来自中情局秘密招募的一位秘书。姓名至今没有公开，美国人给她的代号是「W小姐」，姓名不一定包含W这个字母，也不一定是女人，有时候他们调换线人的性别，免得泄密。总而言之，「W小姐」复述了当日突然爆发的混乱，她在二楼另一侧工作，离羁押室很远，骚乱的声音刚刚传来的时候，她以为是第二司的肌肉壮汉们又逮捕了什么人。

「有时候他们挣扎得挺厉害的。」W小姐告诉她的中情局接头人。

「请继续。」对方回答。

吵闹声越来越大，很显然，事情不对劲。W小姐和办公室里的其他人纷纷离开打字机和文件夹，到走廊上去看发生了什么事。「就像有人把疯羊放出来了。」W小姐形容，「噢，没有侮辱那些人的意思，他们一群一群地涌出来，惊恐万状，有男有女，十几岁的，七十多的，拼命往外面跑。警卫都惊呆了，傻站在楼梯上瞪着眼睛，然后才清醒过来，试着抓这些从拘留室逃出来的人，大喊大叫让楼下关门。人实在太多了，大门关上之前，起码已经有一大半的人跑出去了。他们抓住了那些落在后面的，送回牢房里，我听说两个警卫被打晕，锁在休息室里，所有牢房都开着门。」

「有没有听说是谁做的？」中情局的情报官问。

「那天我们都提早下班了，只有第十四司和第二司留下来清点。第二天回去之后，司长召集所有人开了个会，警告大家不准谈论这件事，否则就当间谍罪处理。但我们心里都很好奇，你可以想像，不过没人敢开口聊这件事，你永远不能确定哪个同事负责向『楼上』报告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们互相监视，你明白吗，比如说我负责监视的是。」此处人名被涂黑了。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没有看见闯入者，也没有听见关于他或者她的传言。」

「没有。抱歉。」

至于斯塔西。他们审问了那些未能逃脱的越狱者，得到的答案也并不比W小姐的更有帮助。那是个男人，越狱未遂的倒霉鬼们都同意这一点，看起来三十多岁，也许四十。深棕色头发，普通的衬衫，用皮背带固定长裤。不，脸上没有明显的伤疤，不，没留意眼睛什么颜色，不，他没有同伙，就是一个人。他开门进来，看一眼，继续开下一扇门，前后不到二十秒。

尽管当晚就统计出逃脱者的名单，斯塔西并没有大举追捕，更没有通知西德边防。斯塔西第十五司——邮局和媒体的驯兽师——比平常更用力地把脚踩在报纸和电台的脖子上，严格禁止报导这件事。这既是脸面问题，又是实际考量。他们没有人手同时缉捕所有越狱者，而且组织大搜捕意味着承认斯塔西内部出现了巨大纰漏，「赫尔曼先生」宁愿被火车碾成三段，也不愿意在俄罗斯和美国眼前承认这种羞辱。那扇厕所旁边的侧门悄悄用砖砌上了，所有雇员都必须从一个门进出，午餐时间不再允许自由进出，不准独自进食，也不准独自出去抽菸。

在东西柏林弯绕的边界上，检查站变多了，一夜之间翻倍，好像从水泥缝隙里长出来的丑陋真菌。暂时来说，边防军并不阻止东柏林居民到西边去，这不实际，那时候还有不少人白天在西柏林工作，傍晚返回东柏林家中。只是，以前你可以不带任何证件，直接跳上地铁到西边去，没有人会多看你一眼。这种日子一去不回了，从现在开始，就算只是去街道另一头的西柏林商店买面粉，也需要出示身份证。

安德烈和莱纳手上没有可用的证件。前者的奥地利护照被六处收缴，逃出波恩的时候并没有取回，即使取回了也作用不大，那是一本已经暴露的护照；后者撕毁了东柏林身份证，那本伪造的西德护照也许能用，但斯塔西已经把他列为通缉犯，照片分发到每一个检查站里。安德烈选择躲在最危险，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斯塔西的鼻子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