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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第1页）

1985年，教育部发布新通知，宣布缩短全国华文教育的课时时间。

除此以外政府还拒绝为华小培训提供足够的师资，而没有得到政府认可的老师进行教授，会被认为是违法教学。

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也开始禁止主修中文的学生用中文撰写论文，以此减少华文教师的数量。

为了这些事，徐谨礼又要频繁和董教总的其他同事见面。

徐谨礼在董总有职务，本身也是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化的资助者，不过并不是主业。

他仍旧需要花很多时间在自家公司事务上，何况还有民主行动党的政治活动需要参与，身兼数职的情况让简谨仪难以想象他以前是怎么能做到每周末都抽空和她见面的。

简谨仪自从和徐谨礼结婚后，也经常参与到他和来客的聊天中，董教总的人她差不多都已经能认识，作为华文老师，第一次见到教总副主席陆庭谕先生还紧张了半天，点头微笑都相当腼腆。

由于徐谨礼的身份比较特殊，简谨仪工作日下班后不去母亲那，会留在家里，在徐谨礼回来之前恶补一些知识，晚上和他交流。

徐谨礼鼓励她多参与到政治当中，尤其八零年之后，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必要，妇女的话语权也有了相对的提升。

徐谨礼当时和她说，如果她想试试可以多参与政治活动，为了争取华人妇女的权益而斗争，如果觉得太累，做好本职工作，多多投身于公益活动也可以。

“当然，无论做什么事的一切前提都是你想，你要是不想，就不必强求。”

徐谨礼当时说完，特地补上了这句。

华人在马来西亚一直没有决策权，所有的决策权全都掌握在马来人身上，但是华人通过广泛的政治活动，可以影响部分决策的制定，以及决策的施行。

事实证明，无论声音的大小如何，坚持发声总是对的。

要不是华人社会一直在为华人权利而斗争，华人领袖一直在人民和政府之间斡旋，以及上层的部分宽容，马来西亚华人的境遇不会像今天这样。

东南亚的其他地区也有华人在为此努力，但经由各种原因，缅甸的华文教育走向衰亡，印度尼西亚的华文教育也日渐式微，菲律宾、泰国也是一样。

文莱虽允许华文教育合法存在，后来也逐渐和马来西亚走向同样的发展方向。

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开始是一家的，18到19世纪是马来柔佛王室的一部分，1824年才被英国殖民。二战期间，日占后被改成昭南岛，日本投降后又恢复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次年成为直属殖民地，拥有较高的自治权。

新加坡百分之七十都是华人，来自大陆的移民不多，较多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移民。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是执政党，他的主张是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提倡多民族平等，积极争取平等的权利。这个党派不仅吸收华人，也吸收马来人和印度人。

这样的理念与当时马来西亚的马来人特权相冲突，以东姑·拉曼为首的政治人物则认为这样会造成巫统及马来族群间的政治紧张和冲突，为保证巫统的统治，决定在1965年将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联邦。

新加坡一开始施行的是英语加母语的教育，被官方认可的语言有英语、华文、马来语、泰米尔语四种，后来李光耀为了加强新加坡整体的凝聚力，消除各种语种的交流障碍，促进交流，实行了以英语为中心的强制双语教育，逐渐演变成英语为第一语文。

英语成为主导后，其他语言相对都走向了次要地位。

华人为主的社会华文教育都走向这样的局面，更别说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一直举步维艰，身为老师的简谨仪拥有最深切的体会。

在整个政治体制之中，华文教师一直遭受着政治打压。

马来西亚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背景决定了简谨仪作为教师职业发展的特殊性，特别在教师的职业操守和职业素养方面有着更严格的训练。

在多元族群社会，种族间的文化、宗教等敏感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极容易演变成政治事件，因此对教师的言行和训练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按照马来西亚实行的教育要求，无论是华文小学抑或是华文中学的师资，都必须了解马来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

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尊重马来族文化的华裔子弟。《伊斯兰教文明》成为师训学院的必修科目，许多教师培训也是以马来语为教学媒介。

然而，华文学校的教师培训却没有融入华人文化，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马来西亚华人需要熟练掌握叁种语言才能更好地在居住国生活，所以华文教师也必须掌握这叁种语文，即华文、马来语、英语。这不仅对于教师们是一种负担，对于学生也同样是。

由于时代的特殊性，她那会儿还能去台湾交换学习，到南洋大学深造，接受高等教育，但对于现在的华人就困难很多了。

马来西亚境内不允许华人创办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被迫关闭后，就近的出国深造途径也少了一条。在马来西亚严格限制华人学生的出国条件后，有钱的家庭会送学生赴欧美深造，而多数想要接受高等教育的华生都选择去台湾。

比起大陆，台湾和马来西亚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