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以她那仍然很悲伤的眼睛望着我,点点头。
“因为什么,昂热拉?”
“因为我钻出了我的回忆的牢笼。”
很多汽车在十字架路上吱吱地、轻轻地滑行。平台上有人在大笑。远方的海面上停泊着两艘美国的驱逐舰。风平浪静,驱逐舰冷冷的、灰灰的。船头有很大的数字,但肉眼辨认不出来。
3
“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怕被人谋害。”梅利娜-泰奈多斯说。这位希腊船主的妻子矮小漂亮,像只布娃娃。她也像有些能讲话的布娃娃一样喋喋不休。梅利娜穿一身红绸衣。她丈夫矮两胖,肯定比她老三十岁,魁梧,黑头发,褐色皮肤,戴着黑框的深度眼镜。
“我们的仆人名叫维托里奥。他从艾尔巴来,是个左派。”
“一位非常危险的左派。”她丈夫说。他摘下一棵洋蓟树的叶子,一片片地浸进醋里,再把它们吮干。他以一种令人倒胃口的方式做着这一切,我从没见过。他的吃相比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还要难看。
“这位维托里奥天不怕地不怕。”泰奈多斯淌着口水说。
“他煽动众人。”他的漂亮的布娃娃妻子聒噪道“我逮住过他好多回,他发表演讲,发表他的煽动性演讲。您知道,我们在戛纳的房子有这幢这么大,特拉博夫人。您也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再请客。”
“我知道。”苗条的帕斯卡勒-特拉博说。
“我不知道。”我说“为什么?”
“好吧,为了不刺激手下的人,卢卡斯先生!我们的仆人受到维托里奥不停的煽动。如果也要他们烧这么一餐饭端上来,我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发生公开的暴乱。可惜我们这里只有金餐具。阿塔纳西奥睡觉时都将手枪打开保险,放在床头柜上。”
“我必须这样。”她丈夫嘀咕道,咂着嘴,用手背擦拭油腻腻的嘴,继续将另一片洋蓟叶子放在调味汁里吮食。“在希腊不这样。那里安安静静,秩序井然。可在这里,蓝色海岸——统统是罪犯流氓,那些仆人。完全赤化了。”我感到昂热拉的鞋尖踢在我的鞋尖上。她的脸兴趣盎然地朝着这位希腊人。“我常讲,在我们那儿,早就将这种人流放到一座岛上去了。您知道吗,在戛纳这里,我只能将我妻子的首饰存放在保险箱里。我们开车来这里时,才让她戴上它们。就为了不让仆人们看到。”
“您想象不出那些人有多恶劣,而他们在我们家可是够舒服的了,卢卡斯先生。”梅丽娜掀动着粘上去的眉毛。她满身首饰。在她摆布好所有的流苏之前,司机不得不开着车载她穿过半个戛纳。
“您可以换其他人啊。”我说。
“您不懂这里的情况,卢卡斯先生。”阿塔纳西奥-泰奈多斯说“这里人人平等。全赤化了。我们在这儿家里穿最普通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饭菜,只为了让维托里奥不去挑唆其他人。但他还是挑唆。我坚信,当我们在雅典时,他试图弄清保险箱的密码。不过这可够他试的。那是一种特殊装置,专为戛纳设计的。”泰奈多斯喘息着,恶意地笑着,笑时有一点洋蓟从他的嘴里掉了下来。他伏在碟子上吃。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让维托里奥和其他人高兴。”他妻子说“我们甚至邀请过维托里奥跟我们一道吃饭。您知道他讲什么吗?”
“什么?”帕斯卡勒-特拉博问。我看到她一脸严肃,可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特拉博夫妇和萨冈塔纳夫妇觉得这个故事荒唐。
“他无比傲慢地拒绝了!”梅丽娜-泰奈多斯生气地叫道。
“冷冰冰地拒绝了。”她丈夫说。
“因此,”他妻子喳喳地说“当我们想吃喝点好一点的东西时,我们总是偷偷地吃偷偷地喝。如果我们想要鱼子酱或香槟,请你们原谅!我们就得深夜在客厅里把钢琴推到一边去。”
“为什么是钢琴?”我诧异地问。
“那后面有一张书橱,可以推开。在这堵书墙后面,我们藏了一只冰箱,里面是鱼子酱和香槟之类的东西,”梅丽娜说“是我们趁仆人们放假时偷偷地叫人安装的。”仆人们当然没能发现,我想。“厨房里的冰箱我们不能使用。他们会听到我们的。但我们还是得等到他们睡觉了。这是不是不可理喻?”我想,我们不可以过分武断地评判人。永远不应该认为他们太善良,但是也不能认为他们太邪恶。“维托里奥会德语。他读德国报纸。您知道还有什么吗?读明镜报!”梅丽娜叫道。
“这是什么东西?”玛丽娘-萨冈塔纳问,跟她的瘦长的丈夫相反。她非常富态,浅色皮肤,开开心心,像王母似的坐在桌旁。她穿着香槟色的山东绸的公主服,高领,上身绣满了花。
“一本德国的新闻杂志。”我说。
“左派的,是不是?”矮小的梅丽娜-泰奈多斯问。
“噢,不是。”我说。
“肯定是。”泰奈多斯说。他吃完了他的洋蓟,把戴着戒指、长满黑毛的双手插进一只洗手碟子里。“您什么也别对我们讲,卢卡斯先生。我们希腊人懂。明镜报是拥护勃兰特的,对不对?”
“不全对,”我说“不一定。”
“啊哈,您住口吧!我也阅读明镜报!”泰奈多斯激动了“我告诉您,我们懂。请问您,勃兰特是什么党?”
“社会民主党。”我说。
“那就是个共产党了。”他的矮小的妻子迅速用她的娃娃声音说道“所有的社民党全都是共产党,天知道,我们从我们国家的亲身经历中知道了这点。共产党和左派分子。跟维托里奥一样。”
泰奈多斯最后一个吮吸完他的洋蓟。身穿白制服的仆人们不声不响地收拾,端上新盘子,开始上菜。我们坐在桌旁一共十三个人,男人多于女人。
“您也是左派分子吗,卢卡斯先生?”他妻子问,卖俏地望着我。
我没能回答,因为在这一刻,坐在我斜对面的约翰-基尔伍德泪流满面。他大声嚎啕,头撑在双手里,眼泪滴落在他的燕尾服上。帕斯卡勒-特拉博跳起身,赶向他,用一只胳膊揽住这位美国人的肩。据缉税官克斯勒调查,他拥有七千万至一亿美金的财产。一切情形都表明,是他逼死了银行家赫伯特-赫尔曼。
交谈僵住了。大家都尴尬地望着基尔伍德。他抽噎着,嘤嘤地哭泣,像个孩子。帕斯卡勒-特拉博轻声地劝他。他一个劲地摇头,抽泣不止。
“他常这样。”比安卡-法比安对我说。她坐在我左边,是个丰满的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