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排练室排了五个小时,白衍汗如雨下,心力交瘁。
“虽然整首歌我只是弹这么几个和弦。但就算是一头牛重复耕了几十次的地,那身体也是会累的吧。”他如是说道,便甩了甩手,吵嚷着说不排练了。
邱振赫坐在鼓凳上,胸口急促地起伏着,也说要休息休息。
我们使用的乐器是这家排练室的老板借给我们的。
据白衍说,这家排练室是整个宁波设备最齐全的地方,不仅仅有各种效果器和法兹,乐器也是应有尽有,除了需要插电的电吉他,还有各式木吉他供人选择。
跟白衍和邱振赫相比,宋屿川像是不知疲倦,席地而坐开始自弹自唱起来,完全没有顾及其他人的存在。
“不是,你们看看川儿,那吉他弹得真的太不像话了。”白衍忍不住扯了扯邱振赫的衣袖,有点愤懑不平,“他那个烂吉他什么时候能弹这么流利了,我都感觉他像是换了个人。”
白衍目不转睛盯着宋屿川,肯定道:“对,他肯定是被什么人附体了。”
邱振赫与白衍心领神会,对了个眼神表示赞同。
怎么都是一个时间段一起决定学习器乐的,差别就有这么大呢?真不知道是该说他们笨,还是说宋屿川真的有学习乐器的天赋了。
看着宋屿川流利扫弦的模样,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本以为他是在研究生退学之后,因我的一句玩笑话才学起吉他的,没想到高中时他就已将吉他弹得如此娴熟。说什么都是为了我,一派胡言。
Liar。
排练站了很长时间,我的身体也有点僵,双腿灌了铅一样重。不过最重要的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听着从宋屿川嘴里吐出的声音和他经常弹起的旋律,我总是会想起以前,就像是被困在回忆的沼泽地一般。
我知道回顾往昔只是徒增烦恼,可他熟悉的声音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我,幸福曾经离我那么近,却又那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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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昏暗的弄堂,拐过几道弯,脚下的路面从坚硬的水泥逐渐变为石板。暖色的路灯还不至于让这条小巷彻底失去光明。路越走越偏僻,也越来越窄。
“既然你那么讨厌人多的地方,也不喜欢我那些朋友,那就没有必要呆在那个地方了,因为对我来说,什么都没有你重要。”
那是我陪宋屿川过的第一个生日,跟每一年他的生日一样,他照旧办了派对,在他父亲给他买的别墅里,邀请了很多朋友们来玩。
也就是在那天,看着他在草坪上跟他的朋友疯跑、满地打滚的场面,我才第一次发觉我跟他的不同。
我想起我以前也不是没有玩伴。记得那时爷爷奶奶刚去世,母亲和父亲搬离了爷爷奶奶的房子。母亲继承了外公的地,在乡镇搭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屋。
我的邻居是一个跟我同龄的小男孩,虽然现在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但至少我们共度了小学五六年的时光,而那段记忆在我脑海里至今鲜活。
那个镇里大多都是买了地、自己找工人建起的屋子。乡镇背靠轻纺城,大多数村民都依靠着做纺织生意在镇里自建了三层或四层的小洋楼,刷了漂亮颜色的外墙。
相比之下,我们家的水泥平房就显得格外突兀,就像是一片茂密树林中的一棵矮树。
我们在一起玩耍时,他总喜欢站上大段大段的楼梯往下跳,因为对他来说,这几乎就是一种毫无成本的冒险和刺激。
他不喜欢一个人玩这个游戏,总会提出要跟我比赛跳楼梯,就好像谁跳得多谁就是最勇敢的人。
他可以肆无忌惮地跳整整一排楼梯,甚至也不顾自己是否摔得惨痛。可我只跳几格就不敢再跳了,总觉得这太危险了,站上大段的楼梯往下跳,就要随时做好摔得粉身碎骨的准备。
但相比起需要承担的惨痛代价,我只是害怕游戏过后,我该如何和父母解释自己摔得灰头土脸的模样。
父母一定会问我去干什么了,他们又会说如果我摔疼了,就要去医院,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钱,仅仅因为我的胡闹玩乐而带我去看病,为我的快乐买单。
如果我提起那个男生的名字,父母就会变得更加生气,说:“他们家跟我们家能一样吗?人家家里是大老板,而你的父母就只是两个普普通通的职业而已,拿着月薪几百的工资,背着几千块的借款,除了要维持生活开销和支持你学习之外,什么都做不了。”
那时我只是个小孩,根本不懂这其中的含义,我只是觉得我们每天在一起玩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在他们家玩闹就需要遵守许多的规章制度,不能随意跑动、不能大声喧哗等等,所以他更喜欢在我家里玩,我家相比起他家来说更加自由,也没什么束缚。
就比如他最喜欢玩的跳楼梯,他们家是大理石,所以他跳下来经常打滑,而我们家的楼梯是水泥地,在地下室,具有一定的摩擦力,跳下来不容易打滑,也不让会让他摔倒。
他家的墙壁被好看的布包裹起来,不能随意地在墙面上乱涂乱画,而我家是石灰墙,着色容易。
他喜欢拿着彩笔在我家的墙上涂鸦,画各种各样抽象的图案和线条,画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他父母很少在身边陪他,所以他的画里总是有他自己和他的父母三个人在一起的场景。
我想,这大概是他心底深处的愿景吧。
我虽然不敢真正地在墙上画些什么,但看他画画的时候我也会经常性地愿望自己画一个人和一栋房子。
在父母的教育之下,我总希望能逃离片刻,那个地方没有父母,只有松了一口气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