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父母的打压下长大的。那个时候的我就是想要几句来自于父母的夸奖,对我说一句“我做得很好”,这怎么就是那么难的一件事呢?
父母都不在家时,我们总是自由散漫。
我特别痴迷于看他拿着彩笔在墙上画着自己幻想中的世界,画他心中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他是我贫瘠童年中唯一的一抹亮色,他和我的父母不一样。也正因如此,我总是纵容他,会默默地看着他在我家的墙上乱涂乱画,听着他的笑声回荡在整个屋子里。
他的到来让我的生活不再那么单调。看着他在房间里自由自在地跑跳打闹,我的心情也变得轻松愉快起来。就好像他的快乐能传染给我,让我暂时忘记那些家庭的重压、父母的疾言厉色。
直到他归家之后,噩梦才慢慢开始。父母看到家里的墙上被画得面目全非,总是勃然大怒,接着开始不停地打骂我。
刚开始听到父母的训斥,我极度不适应,会无助地哭泣——哭泣是我从小看同龄人习得的技能。
他们哭泣可以有糖吃,而我什么都得不到。
哭得次数多了,我渐渐明白这个道理:眼泪并不能改变什么,也无法让事情变得更好或是得到有益的帮助。
于是,我学会了不再哭泣,慢慢变得冷漠淡然。
我是升了小学之后才搬过来的。我们家前面是一大片田野,放假了我总喜欢到那呆上一段时间,坐在泥土上,听风声吹过,看着天空默默放空,静过一切活着的生命,注视太阳升起和陨落。
在田间,有时候可以想象自己置身于世界的任何角落。至少在白天,当树木和大片的油菜花掩盖住一切的不堪时,我可以暂时忘记烦恼。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的性格彻底定了型,就好像是在我身体上涂了一层502胶水那样被固定住了。
从初中开始,我就不太爱说话。那个玩伴跟我不是同一所学校,他有了新的同学和朋友,自然而然地不再需要我的陪伴,我们就这么疏远了。
虽是邻居,但在路上走的时候也不会再打招呼,一种奇怪的气息流露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我们两个人默契得谁也不理谁。
我失去了唯一的朋友,除了听从父母的话,努力学习,我也不知道还能再做什么。
学校里的同学们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消遣方式,而我没有,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话题可以和他们聊。
我只能不断学习、看书,这是我打发时间的唯一途径。当然,我的父母也不允许我干别的事情。
所以当我看到宋屿川和他的朋友们在草坪上尽情欢笑玩耍,远处的音乐声伴随着他们的笑声传来的时候,站在一旁的我,有种莫名的疏离感。
那是一种颠覆了我往日所有认知的灵魂震颤,我很难想象自己跟他们踩着的是同一片土地,我也是这份喧嚣中的一员。
我并不是害怕,而是感到一种深深的自卑。我深知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我需要为波士顿高昂的房价而焦虑,而他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随心所欲地去旅游,生日办一个如此排场的派对,只为了一时的开心消遣。
宋屿川可以因我的一句玩笑话:“如果你会什么乐器,我也可以在家跳舞给你看。”结果他真的去买了一把几千美元的Fender,并请来每小时收费几百美元的老师来教他弹吉他。
对他来说,这些事情再简单不过。在他的思维逻辑里,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才是需要忧心的问题,金钱和自由从来不是他须要发愁的事情。
我们刚刚在一起时,他提出春假要去台湾旅游,我的第一反应是后退。我好像还没有和他成为情侣的实感,也不认为自己的春假是可以旅行去到那么远的地方的。
虽然当时我的经济状况已不再捉襟见肘,还清了助学贷款后存款还略有盈余,但家庭带给我的强烈的外控倾向,让我的自卑感依然挥之不去。
每次做决定时,我常常需要打开银行账户确认自己真的能随心所欲地做些事情。那种不确定感和内心深处的畏缩总是萦绕在我心头,难以消除。
就好像是一个无声的沙漏在我逞强的日子里不断翻转。在沙子落下的周期里,我不能驻足停歇,哪怕是片刻也好。仿佛稍有疏忽,我用整个人生所构筑出来的世界就会崩塌。
我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活得小心翼翼。
即使身边的人常常夸赞我多么优秀,或者说我的天赋有多高,甚至羡慕我的成就,但我依然无法完全相信这些话——哪怕从小到大,我都是在除父母之外的、外界的夸赞中长大的。
我深知更重要的东西不是天赋或才华,而是家庭赋予我的某种烙印。这种烙印自我出生起就溶于我的血肉里,无论怎样都无法割舍。
那些赞美、羡慕以及各种强加在我身上的标签,只是笼罩在表面的光环,无法真正慰藉我内心的不安。
每当我听到这些夸奖时,内心总是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有短暂的自得,又有深深的怀疑。
“我到底算不算得上优秀?周围人对我的夸奖是真实的吗?那些让我感到一个又一个自卑的瞬间是我幻想出来的吗?我可以相信谁?是不是回避跟任何人的交互就可以不再被伤害?”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在洪流中被冲到岸上的人,即使挣扎着远离童年的是非之地,甚至尝试与家庭断联,也无法改变我根深蒂固的自我认知。
每当幸福如涟漪般涌入心间,枷锁的寒意便化作毒蛇,盘上喉咽,紧紧收拢。
窒息间,我接过命运递来的玫瑰,却闻到它涂满硫酸的刺香,花蕊残骸低语如咒:
「柏言知,你根本不配拥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