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太太也正在吃饭,知道客厅里来了客人,过去就没有回来,饭也没有吃。
到了晚上,全家都知道了,就是瞒着耿大先生一个人不知道。大少爷在外边当兵打仗死了。
老管事的打着灯笼到庙上去烧香去了,回来把胡子都哭湿了,他说:
“年轻轻的,那孩子不是那短命的,规矩礼法,温文尔雅……”
戴着大皮帽子的家里的长工,翻来覆去的说:
“奇怪,奇怪。当兵的是穷人当的,像大少爷这身份为啥去当兵的?”
另外一个长工就说:
“打日本吧啦!”
长工们是在伙房里讲着。伙房里的锅台上点起小煤油灯来,灯上没有灯罩,所以从火苗上往上升着黑烟。大锅里边煮着猪食,咕噜咕噜的,从锅沿边往上升着白汽,白汽升到房梁上,而后结成很大的水点滴下来。除了他们谈论大少爷的说话声之外,水点也在啪嗒啪嗒的落着。
耿太太在上屋自己的卧房里哭了好一阵,而后拿着三炷香到房檐头上去跪着念《金刚经》。当她走过来的时候,那香火在黑暗里一东一西的迈着步,而后在房檐头上那红红的小点停住了。
老管事的好像哨兵似的给耿太太守卫着,说大先生没有出来。于是耿太太才喃喃的念起经来。一边念着经,一边哭着,哭了一会,忘记了,把声音渐渐的放大起来,老管事的在一旁说:
“小心大先生听见,小点声吧。”
耿太太又勉强着把哭声收回去,以致那喉咙里边像有什么在横着似的,时时起着咯咯的响声。
把经念完了,耿太太昏迷迷的往屋里走,那想到大先生就在玻璃窗里边站着。她想这事情的原委,已经被他看破,所以当他一问:“你在做什么?”她就把实况说了出来:
“咱们的孩子被中国人打死了。”
耿大先生说:
“胡说。”
于是,拿起这些日子所有的报纸来,看了半夜,满纸都是日本人的挑拨离间,却看不出中国人会打中国人来。
直到鸡叫天明,耿大先生伏在案上,枕着那些报纸,忽然做了一梦。
在梦中,他的儿子并没有死,而是做了抗日英雄,带着千军万马,从中国杀向“满洲国”来了。
六
耿大先生一梦醒来,从此就病了,就是那有时昏迷,有时清醒的病。
清醒的时候,他就指挥着伐树。他说:
“伐呀,不伐白不伐。”
把树木都锯成短段。他说:
“烧啊!不烧白不烧,留着也是小日本的。”
等他昏迷的时候,他就要笔要墨写信,那样的信不知写了多少了,只写信封,而不写内容的。
信封上总是写:
这信不知道他要寄到什么地方去,只要客人来了,他就说:
“你等一等,给我带一封信去。”
老管事的提着酒瓶子到街上去装酒,从他窗前一经过,他就把他叫住:
“你等一等,我这儿有一封信给我带去。”
无管什么人上街,若让他看见,他就要带封信去。
医生来了,一进屋,皮包还没有放下,他就对医生说。
“请等一等,给我带一封信去!”
家里的人,觉得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形。若是来了日本客人,他也把那抗日英雄的信托日本人带去,可就糟了。
所以自从他一发了病,也就被幽禁起来,把他关在最末的一间房子的后间里,前边罩着窗帘,后边上着风窗。
晴天时,太阳在窗帘的外边,那屋子是昏黄的;阴天时,那屋子是发灰色的。那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高大的暖墙,在一边站着,那暖墙是用白净的凸花的瓷砖砌的。其余别的东西都已经搬出去了,只有这暖墙是无法可搬的,只好站在那里让耿大先生迟迟的看来看去。他好像不认识这东西,不知道这东西的性质,有的时候看,有的时候用手去抚摸。
家里的人看了这情形很是害怕,所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开了,不然他就样样的细细的研究,灯台,茶碗,盘子,帽盒子,他都拿在手里观摩。
现在都搬走了,只剩了这暖墙不能搬了。他就细细的用手指摸着这暖墙上的花纹,他说: